按：关于《武训传》事件及其背后的故事，本刊2003年第8期上转载的《开国第一文化冤案》一文曾有过相关叙述。本文是夏衍先生的回忆之作，做为此次事件的亲历者，他的文字可对前文有所补证。

    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现在文艺界50岁以上的人，大多数是知道的，中国电影史料——特别是《当代中国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电影》(上卷)有较详细的叙述。但这些只能说是“局外人言”，没有——当然也不可能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当时不能公开发表的具体经过。这部影片是私营昆仑影业公司(当时还没有公私合营)1950年出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是1951年5月20日。所以今年(1991年，编者注)是《武训传》批判四十周年。

    《武训传》的事说来话长，得从抗战末期的1944年的重庆说起。当时进步教育家陶行知送给当时在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的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孙瑜正为有拍片机会而没有剧本发愁，于是就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大纲，据说还得到过当时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郭沫若的赞许(这是孙瑜后来和我说的，当时我在重庆分管统战工作，不管文艺方面的事)。这样，这部片子便在中央制片厂开拍。但不久，就因经费短缺而停拍，接着抗战胜利，孙瑜等人相继于1946年(或1947年)回到上海。那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再一次发动内战，于是进步文化工作者就不愿意再在国民政府办的中央电影制片厂工作了，史东山、孙瑜、赵丹等人都加入了昆仑制片厂。大概在1949年秋冬之间，昆仑公司老板任宗德和孙瑜、赵丹三人到文化局来找我(当时我是文管会副主任兼文化局长)，大意是说：昆仑有人才，有资金，有厂棚可以拍片，但是缺少剧本，因此，他们向“中央”买下了《武训传》的摄制权，现在打算开拍了。因此，向我提了两条要求：一、昆仑向文化局请求贷款3亿元(折合人民币3万元)；二、要我审定及修改剧本。我都婉言拒绝了。第一，不仅文化局没有钱，连文管会也很穷，你们说这件事7月间曾得到过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的支持，这笔钱还是向政务院或文教委请求为好；第二件事，我坦率地说，我认为，“武训不足为训”(这件事后来孙瑜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对编导武训传的检讨》中提到过)。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必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拍这样一部影片。但是任宗德和孙瑜都坚持要拍，说大批导演、演员没有事做，政府又要我们恢复生产，只有这部片子才能让许多有能耐的电影工作者在事业上有所发挥。于是我就提议：你们既然已经向中央文教委员会备过案，最好是你们跑一趟北京。这样，贷款和审定剧本就可以由文教会决定。这样，任、孙二人就去了北京。很快，大约十几天之后，任宗德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