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艺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序幕。11月30日《人民日报》奉命转载，周恩来虽在他修改审定的“编者按”中设法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范围内，但也无济于事。1966年1月，林彪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突出政治的七篇社论，同根据周恩来意见撰写的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的三篇《人民日报》社论唱对台戏。2月8日，外交部召开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周恩来作报告，讲了形势、国际反美统一战线、越南战争、外事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等五个问题。在最后一部分，他对当时的一些提法显然是有保留的，内心比较矛盾，讲得有些乱。事后，他指示外交部把这一讲话记录全部收回销毁，一份不留。副外长姬鹏飞为了存档，还是让外交部保留了一份。

    1967年1月初，“文革”已进行了半年多，我国驻印度使馆和缅甸使馆部分人员奉命回国参加“文革”学习班。那时正逢上海一月夺权和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被陈伯达威逼自杀。飞机在昆明停留时，因当时两派红卫兵抢飞机上北京而使飞行受阻。我们在候机室冻了一夜，耿飚大使直接同北京联系。周恩来打电话批评红卫兵，指出这是国际航班，不能抢用。驻外使馆人员在京到齐后，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向大家讲话，希望大家好好学习，三个月后再回使馆继续工作。当时即有个别造反派递条子，打断周恩来讲话，表示运动不结束不回馆。周恩来生气地说，今天是你们来听我讲话的，让不让我说下去？大家对个别造反派的无理行为十分气愤，热烈鼓掌表示拥护和支持周恩来的讲话。2月2日，周恩来因长期劳累感到异常不适，经会诊发现有心脏病，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的健康担忧，于次日贴出大字报，要求他改变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周恩来虽在大字报上写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仍坚持工作。2月7日，周恩来在修改驻外使馆开展“文革”运动的指示稿中，规定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五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使馆内不建立战斗组织，不能进行夺权。强调已建立战斗组织的“应在使馆党委领导下转为文革学习小组，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无监督权”，“不容直接干涉使馆党委行使职权”。当时周恩来必须要与“文革小组”周旋，请陈伯达、江青(中央文革小组正副组长)到外交部礼堂同驻外使馆回国参加学习班的同志见面。另一方面，周总理又要应付造反派，5月10日晚劝说外事口造反派不要开大会揪斗陈毅。周恩来说，我要抗议，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我要一个一个地保，我们还要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