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来说，书信无疑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较之正式场合的言论而言，书信更真实反映出作者的思想观点。上世纪30年代丁文江、赵丰田在编辑《梁启超年谱长编》这部近80万字的巨著时，就是以梁氏与其师友的来往书信为主要资料，共有七百余通，约占全书内容的十分之八。这些书信的采用，使谱主的形象得以全面、生动地展现，为后人探究谱主生平和思想及其所处时代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正由于书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学人均有保存书信的习惯。最显著的例证是胡适，1948年底他离开北平时，在东厂胡同寓所留下了大量文稿、书信、日记等资料，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精心保管，前几年影印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数十册，就是这批宝贵的资料，其中有胡适书信近六百通，他人来信五千四百余通。耿云志所写此书《序》中指出：“此书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是书信部分”，“这无疑是了解胡适的思想和生平活动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且“细心阅读这些书信，再广泛查阅资料，在《胡适与某某》的题目下，可以写成数十本有价值的传记著作。”由此可知，这批书信对民国各领域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我的父亲顾颉刚先生历经战乱及文革劫难之后，仍给我们保留下了大量的书信。这些书信涵盖了父亲一生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这无疑为我们研究他及所处时代保存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仅仅是书信内容，还有他对待书信的那份情感、态度，都生动地展示了一位学者的情怀。

    在父亲看来，通过书信往来与师友讨论学术问题，是研究学问、推进学术事业的一种有益途径，他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与这种研究方式是分不开的。比如上世纪20年代初与胡适、钱玄同等人讨论古史的往来书信，在父亲的治学生涯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震惊史坛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就是父亲在致钱玄同信中提出的；著名的《古史辨》第一册，就是父亲用这些信札编成的，他认为其中与胡适讨论姚际恒遗著者实乃开启他治史之门，故将此等信札置于书首。胡适在介绍《古史辨》第一册时曾说： “承顾先生的好意，把我的一封48个字的短信作为他的《古史辨》的第一篇。我这48个字居然能引出这30万字的一部大书，居然把顾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终身事业的大路上去，这是我当日梦想不到的事。”(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二册P335。)在这场讨论中，父亲之所以能推翻历代相传的古史系统，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钱二位老师在书信中的启发和鼓励，正如父亲所说：“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