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其主要人物高宗武、陶希圣在抗日战争初期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于1938年随汪精卫出逃河内，其后又参与了筹组汪伪政权，以及与日本人的所谓“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企图灭亡中国、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就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于是，在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一同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后以二人名义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一时轰动国内外。有人批评，高陶此举是背叛重用他们的汪精卫。陶希圣则认为，为了“和平运动”而参加汪日谈判，在道义上当然应有保守秘密之责任，然而当洞悉日本欲割裂及灭亡中国的企图时，汪组织诸人“不可得而私为秘密”。因此，为了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的独立自由与生存，此种道义上的责任已经不复存在。高宗武也说：“此次举动，论私交不能如此作，论公则不能不如此作。感情与理智冲突之痛苦，莫可言宣。”

    一

    1940年1月5日，高宗武、陶希圣乘坐的“胡佛号”总统轮安全抵达香港。1月7日，高宗武托杜月笙呈送蒋介石一信，写道：

    顷晤玉笙、溯初两先生，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宗武于5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祗增惭愧而已，今后唯有闭门思过，静候尊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

    蒋介石看到杜月笙送来的密约文件后，立即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专程由重庆飞往香港，亲自指挥发稿事宜。稿件公布时的标题都由重庆决定。1月18日陈布雷密电萧社长：“发表件可加标题为日汪密约协议全文”。次日又再电：“发表件标题请改为日汪协议全文”。

    1月21日上午，陶氏三姐弟(编者注：陶希圣女琴薰、子泰来、恒生)搭乘的轮船刚出吴淞口，陶希圣和高宗武联名的《致大公报函》，连同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的原文照片，便由专人送到《大公报》。在得到这些极为机密的卖国文件后，胡政之、张季鸾马上把该报港馆经理金诚夫、编辑主任徐铸成叫到他们的住处，要金、徐立即把《要纲》内容抄下来，把原件拍照，并给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拍电报，通报此事，安排报道事项。徐铸成作为当事人，他对当时的情景有这样的回忆：

    “大约在1940年1月过春节的时候，一天下午，他们两位(指胡政之和张季鸾)把我和港馆经理金诚夫接到胡的家里，张简单地说：‘我刚才得到一个极为机密的消息，陶希圣和高宗武已秘密到了香港，还带了一份日汪已经商定的密约。我从杜月笙手里讨来这份密约，答应晚饭前一定送还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