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发生一起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那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也叫“三六”大案)。所谓“叛徒”，就是在日寇势力侵犯华北的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被囚禁在国民党北平监狱的这些同志，在监狱主管当局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了字而离开监狱，投身抗日斗争的那段往事。

    狱中党支部组织两次要求无条件释放的斗争没有获得成功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后，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原顺直省委被撤销，中央派陈原道、徐兰芝到天津组成新的顺直省委。当时，多数党员对六届四中全会和党中央的一些做法有意见，因此省委成员经常在旅馆里开会，激烈地争论问题，甚至忘记了所处的地下工作环境，吵起架来，被敌人侦知。2月，省委遭到了大破坏，30多人被捕。

    省委机关遭破坏后，中央又陆续派一批人重新组建了河北省委。省委机关随后迁至北平。当时，党内情况仍很混乱，新来的人跟下面不联系或联系不上，不积极工作，而北平基层组织又与党失去了联系，单独活动。就在这时候，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特科工作的顾顺章于4月在武汉被捕叛变，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6月在上海被捕叛变。当月，河北省委又遭到大破坏，由于出了很多叛徒，破坏的面特别大，包括天津、北平两个市委的人员在内，不到一星期时间，就有300多人被捕入狱，薄一波等也在这300多人中间。

    被捕的人都被关押在北平城东的帽儿胡同看守所。审讯团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采取突击审讯的办法，要他们立即“转变”(即叛变)，供出组织关系，立即破获共产党机关和立即逮捕共产党人。三个“立即”做到了，就让他们加入“青年爱国组织”，从事反共事业，也叫做给“出路”。

    在头一周，敌人的办法从表面上看是“成功”的。那些对党不满、对革命悲观失望的人，在敌人这一猛击之下就立即“转变”了。叛变者多为中央新派到北平的河北省委的人，而其中又多是留苏学生，例如廖划平、杨缉安、李国瑜、郭亚先、赖德、史汉仙等。他们的叛变又影响了一些其他的人，一时形成了所谓的叛变浊流。面对这股叛变浊流，薄一波、乔国桢、胡锡奎等人非常着急，当时他们被分别关在三个牢房里，三人就隔着墙缝互相商量制止叛变歪风的对策。经过暗中串连和积极工作，向大家说明革命并不会因为省委的破坏而失败，革命总是要胜利的。要求每个革命者都要经得起法庭上的考验，并给大家提出一些对付审讯的办法：不要供出任何机关、任何人；不要讲有损于党、有损于革命的话；不要在敌人准备的什么宣言上签名；打“官司”只打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