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沁

    一

    京城西边有一处号称“夫子宫墙“的三里河文化名人寓所，这是一片约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民居，是前苏联老大哥帮助修建的矮层红砖楼房，大门朝南，警卫把守，出入手续不断严格。这片民居西边紧挨着钓鱼台国宾馆，南头正对着国家科学院，再往南过了长安街则是木樨地的部长楼。三十年前钱钟书、杨绛夫妇从河南干校活着回到北京，开始没能回到三里河自己家，在研究所的办公室住了好长时间。对干校这段生活，杨绛先生写了有名的《干校六记》。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里面回忆即将离开河南干校之前，跟钱钟书有一段令人心碎的对话——“默存(钱钟书)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就住下，行吗？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京城也有不少从河南干校归京的知名学者，这辈子不但再没重返河南，甚至连路经河南的飞机都不要坐，一提河南，有的高级学者就心有余悸，说那里不是读书人去的地方，说那里没有知识分子的一席之地。读书人在绝望当中下大田、掏厕所、种青菜、烧砖窑、打机井、种棉花，读书人也渴望有一小片自己的读书园地，可是临下干校前，书都烧了、毁了。当地人把读书人下干校叫做“戴罪立功”。1998年秋，学术界一大批知识分子合集出版过一本血泪之著《无罪流放》。

    二

    京城学界新近有种说法——文化顶尖名人当中有些人名气忽然大得出奇，但他们并不是靠着扎实苦干出来的学术和研究成果出的名，而是仰仗了大众传媒，也就是靠电视节目名扬天下。有比较善意的评论说到最具代表性的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因为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有家杂志就已经刊登了《围城》，小说写得当然超水平，可是家喻户晓知道《围城》的时候，还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商业化社会的现代中国。其实，钱先生笔下更加有名的《管锥篇》和《谈艺录》等理论著作，又有几个读明白了呢？为了附庸风雅和故作清高，一些号称准文化名人一哄而上，直扑钱钟书。读懂读不懂不要紧，只管迎合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