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迫害郭沫若

    “文革”期间，全国九亿人民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我最早受到这场风暴的冲击，失去自由7年，丧失工作岗位12年，望着时间在我眼前白白流逝。在这12年不平常的岁月里，我经常怀念领导我工作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同志他们，怀念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怀念文学界的良师益友郭沫若和茅盾他们。我非常希望知道他们的遭遇和处境，他们一定也关怀我的遭遇和处境。我处在逆境，虽然想知道他们的情况，却又怕见到他们，这种表面似乎矛盾实际可以理解的心情，甚至在我被“解放”了，恢复了党组织生活，也怀有这种心情，因为反革命“四人帮”强加在我头上几顶帽子，在全国中文报刊和一些外文报刊上批判我所写的长篇小说长达十年之久，钦定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我虽然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可是“四人帮”及其党羽没有轻易把我放过，他们明里暗里监视我的言行，妄图捞到一根稻草，好重新给我定罪，达到他们千方百计想置我于死地的卑鄙目的。有些人不敢接近我。我也不愿意主动接近一些人，那些在“四人帮”法西斯专政时期红得发紫的人，当然不去理睬，即使我希望接近的人，照顾到对方的处境，我也不想和他们往来。

    在良师益友当中，我最怀念的是郭老(沫若)和沈老(雁冰)，和他们认识30多年了，受益良多。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健康状况怎么样？是否在进行写作？……

    1977年4月，杜宣同志从上海到了北京，他告诉我见到郭老的情况。我非常高兴。原来听说郭老身体不适，常住医院，不想打搅郭老，让他好好休养，等出院再去拜访。杜宣告诉我郭老已经出院了。因为住宅修整，就住在北京饭店新楼。早在30年代，杜宣在东京就认识郭老，关系比较深。我托杜宣代我转达向郭老致意，希望郭老约一个时间，好去拜访。过了没两天，郭老的秘书王廷芳打电话来，约我第二天下午去他家里。我和杜宣，还有严文井同志按时到了前海西街18号郭老住处。

    我们走进那间宽敞的客厅，西面墙壁上依旧挂着傅抱石的巨幅国画，向东的沙发，依旧摆成马蹄形，沙发套依旧是淡黄色棉布做的，屋顶上依旧挂着白色玻璃穗子挂灯，一切陈设依然和过去一模一样，一切都很熟悉，可是我已经有13年没有到这间客厅里来了，也有13年之久没有见到郭老了。物是人非，这13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在沙发上刚坐下，王廷芳陪着郭老从书房里走了出来，郭老微微驼背，缓缓走着，看上去身材比过去矮了一点，但他脸上仍然像从前那样，显出坚毅而又慈祥的神情。劫后重逢，百感交集，不知从何说起。大家站了起来。我紧紧握着郭老的手，只讲了一句“郭老，你好!”我再也说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