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胡风给了延安一个含混的身影

    最早，是鲁迅将胡风与毛泽东联系起来。胡风是鲁迅的学生，一直以传承鲁迅精神为己任；而毛泽东，也始终认定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当时商定的治丧委员会名单里，就有胡风和毛泽东。可一般的报纸不敢让“毛泽东”见报，只有日文的《上海日日新闻》，在报道的副题中特地标明“毛泽东也是治丧委员”。第二年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日，延安的陕北公学举行纪念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演讲；而此时的胡风，刚从上海撤到武汉，在战火中艰难地延续他的《七月》。为纪念鲁迅，他赶写了一篇《即使尸骨被炸成灰烬》，又在10月19日那一天，主持召开鲁迅纪念会并讲了话。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的演讲记录稿辗转传至胡风手中，胡风对毛泽东顿生知音之感，立即在他主编的《七月》上(1938年3月第3期)以《鲁迅论》为题刊出。毛泽东主要以民族话语解读鲁迅，在这位革命领袖看来，鲁迅是革命的战士，更是民族的“圣人”，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具有政治远见，富于战斗和牺牲的精神。记录稿由“陕公”第一期学员汪大漠记录，汪路过武汉时投寄《七月》。汪在文后有一“附记”，称“在延安时没有把这记录稿交给毛先生看过”，似是个人行为。

    《七月》第3期出版后，胡风照例寄给在延安的朋友刘雪苇，并请他分赠一本给毛泽东。毛收到后即回信表示感谢说，看过了，“很欢喜”。还说：“如有新的，请续寄我。”

    武汉失守后，胡风撤退到重庆。1939年6月，《七月》复刊，复刊第1期上发表了白危的《毛泽东片段》。白危曾在上海做木刻，与鲁迅有过交往，后去延安，得以亲睹毛泽东的风采。不断有延安的稿件寄来，第1期上有丁玲的《警卫团生活小景》，第3期有周而复的《开荒篇》，第4期有鲁藜的组诗《延河散歌》。胡风还利用他在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兼职的便利，曾将《开荒篇》推荐给国际宣传处编辑的一本对外宣传的英文月刊，发表时改译为《他们打仗，我们开荒》。周而复是共产党员，当时在延安，《开荒篇》描写并且讴歌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自救，这样的小说居然能逃过编者、译者以至国民党检查机关的眼睛。

    作为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士，雾都重庆的胡风与红色延安、与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无疑建立起一种深沉的精神联系。晚年鲁迅有言：“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者，我得引为同志”，这自然也是胡风的心声。但胡风不是共产党员，他身上还存留有“五四”知识人“独来独往”的性格。他编刊物，卖文，为生计所迫，也到复旦大学兼几个钟点的课，也在国民党的机构兼个差。他也不去圣地延安，1939年5月重庆的大轰炸中，董必武邀过他，周恩来也邀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