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间一良先生仙逝已经三载了。三年前的10月23日，先生在睡梦中平静地走了。每逢秋日扫墓，都想为先生写些什么，虽自惭笔拙，但所记念的人情本色，或者是不需要怎样去修饰的吧，就像先生此时栖身的简朴墓碑。

    最早见到先生是在中山大学的校园里。1988年5月26日去旁听历史系主办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的研讨会时，在会场外迎面碰到两位朴实的长者，向旁边历史系的学生一打听，知道其中一位是季羡林先生，另一位是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就上前请二位先生签名，一良先生签完名又写上了“学精于勤”四字。由于孤陋寡闻，只听说先生曾经是“文革”期间著名的“梁效”的主笔，而对于先生的学术成就则一无所知，因此著名到什么程度也就没有概念了。

    后来因为姜伯勤教授的引见，得以结识广东古籍版本学家可居室主人王贵臣先生，开始学习古籍版本知识。在与可居先生的交往过程中，对一良先生的学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一次，可居先生提出带我去见见一良先生，这对任何一个慕学的青年来说都是深感荣幸的事，便欣然随同前去拜访。记得当时先生已经坐上了轮椅，衣着也极尽素朴，但你依然会被他身上一种难以名状的儒雅与高贵所征服。

    随着与先生交往的逐渐加深，遂萌生了请先生写点东西的念头。当我惴惴不安地想请先生写篇《观雪斋记》(观雪斋是我的书斋号)时，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由于先生无法执笔，征得刘宗汉先生的同意，由周先生口述、刘先生笔录整理成文，从而留下了一份与先生忘年交情的珍贵纪念。在一良先生去世后，刘宗汉先生曾撰联：“治史阐幽微，《札记》直追金明馆；忘年承眷爱，遗文长诵《观雪斋》。”下联即指此事。

    由于自己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清及近代史部分，与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相距甚远，不想这反倒在无意中少了刻意的迎合与敬畏的拘束，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并有幸成了先生晚年几次交往、活动的见证人。

    晚年与启功友谊的弥和

    听师长辈们说过，一良先生曾经是“文革”中红极一时的“梁效”写作班子的重要成员。后来阅读先生所著《毕竟是书生》一书时了解到，先生与启老因“无耻之尤”字条而积怨，几十年不再往来。据书中回忆，因梁效问题受审查后不久，1976年11月下旬，先生在抽屉中发现一封家人拆开后藏起来的信，上款称“周一良道兄”，下署“一个老朋友”。一张信纸只有毛笔繁体四个大字：“无耻之尤”。先生从繁体字和“道兄”的称谓，推测是一位老先生。若干年后，魏建功先生已去世，其公子魏至告诉先生，当年魏老也曾接到类似的匿名信，署名相同，信的内容也只有五个大字：“迷信武则天”。魏氏父子做了一番调查研究，比对了字迹，推断为启功改变字体所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