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为周而复的党籍终获恢复，而感受到时代的进步与历史的公正，同时，也对周而复先生的遭遇表示理解和感佩。然而，又使人分明看到，由于时代的因由与他本人的过失而注定其晚年的悲剧命运似乎也在所难免。当人们回首已逝的往事时，难道许许多多的升沉悲欣不都是如此吗!

    周而复先生于去年1月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周先生生前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过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还曾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和顾问等职。他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书法家和文化使者。在其漫长的一生中，都在为国家和民族努力工作，都在勤奋地进行文艺创作，有卓著的业绩和显耀的荣誉。然而，这些并未使他在晚年余生时得以安宁，他很不顺，以至面对“有意造谣中伤”而上书给中央最高领导，还打了一场官司……笔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始识周而复先生的，后又多次向他求教和采访。在此，周而复辞世周年忌辰之时，略作回忆，以表对这位值得尊敬的前辈怀念之思。

    《上海的早晨》和“文革”苦难

    《上海的早晨》，从构思，写，到写完最后一个字，共用了27年，这中间有10年没动笔……10年，主要是“文革”期间受批斗。当时“文革”一起，我被列为文委第一名走资派，第一个受到全委批判的是我，批判所谓“错误”，其实更主要的是批我的《上海的早晨》，当时被钦定为“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开道的大毒草”有“三大罪状”。我为此失去自由，劳改、专政，达7年之久……

    ———周而复先生一次对笔者说。

    1964年，周而复作为对外文委干部，被派往山西介休搞“四清”。1966年，中共中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党揭露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思想”和各个领域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被通知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刚走进朝内大街对外文委办公大楼，就看到“造反派”贴出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是“黑线人物”，“《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随着“文革”运动与日俱进，对“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的批斗也不断“升级”。“造反派”对周而复的“逼、供、信”更加厉害，经常把他打得满面流血，浑身痛楚，一次还特地用手浸凉水打他的脸，这样打出的血混着凉水流在地上，淡淡的不显痕迹，以掩盖其劣行。

    周而复住“牛棚”期间，每天由人押着到食堂，在“专政对象窗口”只许买5分钱的份菜吃。结果营养奇缺，双腿浮肿，用手一按就现出一个“坑儿”。即使这样，他还要常常做“喷气式”，弯腰、低头、脸上的汗水，淌湿了地面，一遍又一遍地听造反派们在“声讨”《上海的早晨》的“罪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