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尤其他创获的近代中国私立办学的成功经验，值得倍加珍视。而他的晚年经历，说明教育与政治之间攸关损益的微妙联系，也集中折射出当年政治对垒势若水火已无中间地带可言的严酷现实……

    一

    1946年，合组“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返回平津复校，南开大学此时正式改为国立，尽管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即已事实上被纳入了国立体制。这一年，张伯苓的实足年龄刚好是七十岁，年届古稀的他仍被任命为国立南开大学校长。以当时国立大学校长的在职年龄，张无疑已属高龄，不过此前他发愿要再服务教育十五年，壮心依然。为此他远赴美国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老年宿疾，清除身体上的障碍。因而这一年大部分时间他是在美国度过，直至第二年初春才回到天津。据说当时赶往车站欢迎张校长归来的各界人士和民众超过了三千人。这个时期，无论对南开还是对张伯苓个人，似乎都进入了发展的“巅峰”状态：返津复校的南开大学尽管困难重重，但占地面积较先前有了成倍的扩展，为将来发展预留了广大的空间；张伯苓更是雄心勃勃地设想，南开中学除已有的天津、重庆两所外，还要在上海和东北某地再建两所。看来，“大南开”的蓝图，化为现实已经指日可待。

    张伯苓早年矢志办学，为筹款“化缘”，与各时期军政要人均建立起良好融洽的关系，但在北洋时期无论是黎元洪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还是奉系主政时让他担任天津市长，他均极力辞却，不为所动。以他的学生们的观察：“先生眼光远大，知道一下海就身败名裂，自身不保，南开学校亦随之瓦解。”可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张伯苓刻意回避政治的态度发生了改变。1930年张伯苓南下拜访蒋介石。此前，蒋派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后任教育部常务次长)考察平津地区高等教育情况。据钱回忆：“在天津，我看了南开大学，和张伯苓详谈。他对蒋称颂备至，说中国富强要靠蒋。南开大学办得比较好，秩序井然。我回到南京后，写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报告。我还对蒋说，南开大学办得不差，但经济比较困难，蒋立即打电报给张学良，叫张学良每月补助南开大学几万元。张学良照办了，张伯苓颇为感激。”张伯苓的南下谒见蒋介石，有着上述具体背景。

    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较早关注东三省命运的张伯苓更是感触颇深，进而把挽救民族危难的希望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鉴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张伯苓于1936年在重庆购地筹建南渝中学(后称重庆南开中学)，蒋介石率先捐助大额开办费用，使该校顺利建成并开学，嗣后成为陪都时期的教育重镇之一。“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决心抗战，张伯苓应邀参加第一期庐山谈话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