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和鲁迅反目后，他们的关系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究竟是怨恨到底，还是相互原谅，或者形同陌路，互不关心？这是很多人所关心，却也不免困惑的。目前流行的各种说法，基本上都倾向于从此“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互为参商，永不相见。虽然也偶有间接联系，但大体以相互评骘或暗刺为主。

    不过，事实上两人在反目后的关系，并不是这样简单。兄弟两人，既有相互怨怼之处(有相互批评，暗刺甚至嘲骂)，也有相互眷恋之处(关注对方，间有联系)，两人当面基本不说话，而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却还往往取同一姿态，虽然后来关系越来越远、越来越淡，甚至完全对立了。总之他们的关系是颇为微妙的，目前诸家都有所揭橥，但也还有一些地方未被充分注意，或因评价不同而未予更多评介。我们且来梳理一下其脉络，将会看到很有意味的情形。

    反目后两人精神上都很痛苦

    事发后的一个多月里，一向勤勉的鲁迅竟连一篇文章也没写出，还因此生了一场大病，连绵几个月之后，才缓过神来。后来他取了一个笔名：“宴之敖者”，又简称为“宴敖”，他对许广平解释说：“宴”字里面有一个“宝盖头”即代表“家”字，又有一个“日”字，还有一个“女”字，合起来是指“家里的日本女人”；“敖”字里有一个“出”字(按古字形)，一个“放”字，合起来是“驱逐出来”的意思，“宴之敖者”就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人”之意。他痛切地说，他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虽然他很少谈到此事，但可以看出，这事对他的刺激是刻骨铭心的，而他对周作人在这事上听信老婆的谗言而不加辨别地羞辱他，且拒绝对话、拒绝沟通的绝情表现，终其一生都感到痛心疾首。

    鲁迅的处事方式是，对于所轻蔑的对象，是“连眼珠也不转过去”，所以他不大对人提这件事。仅对许广平、许寿裳等极少数人有所言及，但也是只言片语，不大发挥。他的精神痛苦，却在他的创作上有不少表露。例如写《兄弟》这篇小说，有人认为是写了怀念兄弟未决裂时的感情的。周作人还说《伤逝》也是追念兄弟情谊的，这虽不敢断定，但那时他精神的痛苦，在那小说中却是流露得很多。另外，兄弟反目后鲁迅写的散文诗集《野草》，那情调的忧郁，情绪的低落，语词的沉痛，思绪的深邃，都是十分突出，而且是在鲁迅的一生中很少有的。可以说，兄弟反目对鲁迅的打击是很大的，在他一生的精神世界里都有极深刻的影响。

    周作人却比鲁迅平静得多，看他的日记就可以知道：他在事情发生后，照样写文章、翻译、写信，还照样接待来客。但这并不表示他毫无情绪波动。他在事情发生一个星期后(1923年7月25日)写的《〈自己的园地〉自序》中写道：“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