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初识钱钟书先生直到他谢世，前后也将近半个世纪，不过中间有20多年音讯断绝。

    1939年冬我才进入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此时钱先生已离开了联大。我不但无缘受教，对他的才华风采一无所知，甚至连他的鼎鼎大名也毫无印象。后来，我在国外流寓多年，与国内学术界几乎毫无交往。

    1951年夏回国在燕京大学任教，1952年夏奉命前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翻译处参加会议文件的中译英工作，有机会和钱先生共事，才有缘识荆。我孤陋寡闻，对他博通古今中外的学识和他在中外学术交流中的地位一无所知，因此在他面前并无“高山仰止”的感觉。我也没当过他的学生，因此也无从执弟子礼。两三个月朝夕相处，每天午餐后休息时间，我倒经常和他闲聊，东拉西扯。他对我这个无知后生毫无前辈的架子，平易近人，谈笑自若。我一向随随便便，在他面前也就毫无拘束。翻译工作结束后，由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我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钱氏夫妇调至文学研究所工作。10月离京前，我曾到他们在新北大的新居辞行，也初次会见了杨绛先生，从此一别4年，失去联系。

    1956年6月，我又被调回北京，到一所外语院校任教。报到两个月后，又奉命到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参加会议文件的中译英工作，再次和钱先生共事。翻译处设在动物园附近的西苑大旅社，我住颐和园附近，他住北大，起初每天和他同搭一辆交通车上下班。

    这次工作量非常大，参加的不仅有北京英语界许多专家，就连南京大学资深望重的范存忠副校长也被请来了。后来工作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