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飞来横祸

    胡耀邦在1965年6月回到北京养病以后，生活是平静的，然而思想却极不平静。主政陕西两百多天的种种重大是非问题，无时不在头脑里翻滚。离开陕西以后，那里还在批判他，而且调子越来越高，这消息他早已知道了。从那里拉开的架势看，他很清楚事情不仅不会就此结束，而且还会发展。他要向中央申诉。他把当时的文件，包括他自己的历次讲话细细看过，经过一再的重新估量，仍然认为自己在这两百多天里的言论和举措，是经得起检验的。他着手准备一篇长篇发言，阐明自己那些政策主张的依据，驳斥对他的那些荒谬的批判，以便在适当的机会，当面向中央领导同志陈述。

    10月初，胡耀邦得到中央通知：西北局书记处和陕西省委书记处的部分成员正在北京参加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10月6日，由中央书记处主持，请他们来谈双方的争论，请胡耀邦出席。

    10月6日，胡耀邦带着厚厚一摞材料来到中南海，走进会议室，他看到只有邓小平一个人坐在那里。尤其使他大感意外的是，邓小平告诉他：“你们的争论摆下，不要谈了。你不要回陕西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另外分配工作。”邓小平还告诉他，中央已派浙江省委书记霍士廉去接替他的工作。胡耀邦提出：“中央是否给我做个结论？”邓小平说：“没有必要。”胡耀邦说：“他们写的《省委一百二十八次常委(扩大)会议纪要》已经发下去了，还要在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中肃清我的‘流毒’呢。”邓小平说：“他们说的不算，中央没有给你作结论。”胡耀邦又提出：“是否把总书记今天讲的这几点形成一个文件发下去？”邓小平又说：“没有必要。”

    不久，就有比个人际遇更重大的社会动向引起他的注意。11月间，报纸上发表了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点名批判了《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说这个剧本是“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剧中写的“退田”、“平冤狱”就是鼓吹“单干风”、“翻案风”。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声望卓著的民主人士。现在竟然被这样点名批判，而且文章杀气腾腾，显然有极不寻常的背景。胡耀邦知道，学习海瑞，正是毛泽东提出来的。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批判他的缺点，要向明朝那个敢于痛骂嘉靖皇帝的海瑞学习。吴晗正是按照毛泽东倡导的精神，撰写文章，编写剧本的。如今，海瑞又成了“影射现实”的典型。看来，历史又将有一场反复。

    回想起这一年来思想领域里一场又一场的批判，都给人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批道：“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