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与妓女的关系

    同盟会重要干部陈其美1909年在上海马霍路(今黄陂北路)经营秘密革命机关天宝客栈时，又以清和坊琴楼别墅和粤华楼17号为附属机关，“阳为纵情声色，以掩人耳目，所以外面只知道这是个娱乐场所，不觉其为革命机关”。每晚六时至十时，或餐于粤华，或宴客于琴楼，与王金发等主要人物讨论革命事宜。陈其美因此在上海光复后被人号为风流都督、杨梅都督。

    无独有偶，革命党人邓荫楠等人在广东联络绿林好汉时，亦大率在沙田附近舢板厂地方雇一紫洞艇，以招妓宴聚来掩护“革命党的临时聚会”，据说“收效甚大”。

    另一方面革命党人鉴于满清贵族生活腐化，骄奢淫逸，曾经设想利用妓女进行暗杀。1910年光复会在东京重建后，其领导人陶成章与女士孙晓云密谋，想“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

    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又经常出入五马路群玉芳妓院，蒋介石也随同前往寻欢作乐。蒋在1912年纳的妾正是在该妓院中作娘姨伺候高级妓女的姚冶诚。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挥金如土”，“贪财好色”，“日走妓馆，恣情滥狎，一时有杨梅都督之号”。当陈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时，陶成章说：“我的钱要给浙江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1912年1月12日，陈其美在复徐震的公开信中承认，“鄙人昔日为秘密结社之故，偶借花间为私议之场，边幅不修，无须自讳。”但陈坚决拒绝徐震来函中的“狎邪之劝”，声称“今则军事旁午，日昃不遑，风月情怀，消磨殆尽”，“至谓鄙人刻下在外冶游，实属奇异。”

    此外在参加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先烈中有一部分人“行为极其浪漫，吃喝嫖赌一类的腐化事情也不能免。但是一旦大难既发，趋事的奋勇，赴义的壮烈”，与平日很讲究个人心身修养的另一部分人“初无二致”。事后辛亥革命的元老胡汉民评论说：“凡具有革命性的人，在破坏革命之中，爱不爱玩，关系还小，在这一个时期，腐化的作用却奈何革命性不得的。如果只爱玩而原无革命性的人，他在革命事业以外去玩，只有格外玩得好些，他何必定要从拼命之中，偶尔玩一下呢？所以凡是肯走进破坏革命圈子的人，虽然一时爱玩，毕竟有希望。”很明显，他的结论是小节无碍论。

    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飞速发展，但在清王朝行将崩溃、清军与革命军停战议和期间，某些起义军新贵为及时行乐，“在武昌找土娼，或每天夕阳西下，辛苦渡过那一衣带水的扬子江到汉口去嫖妓。”由于汉口的街市被清军冯国璋用野炮轰成瓦砾，“仅在租借地有妓院，于是这些地方就成为新贵们行乐的重心区了。”不久湖北军政府“各部全有的这样的寒蠢的行乐，便已惹出处士的横议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