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头瓜棚、街头巷尾的识字班

    ———五十年代的文化扫盲运动

    五十年代的扫盲运动有点像现在的后青春期狂欢，国家的指令一下，一个个识字班便满脸春阳地从地底蹦了出来。那年头的人们，都生活在“火热”的现实中，有的是使不完的激情。干部上门一动员，大家伙便两腿一哆嗦，唯恐脱离了大众，端张凳子就进了扫盲班。

    这些班可是办得红火，有夜校、有白班，且在田间地头安营扎寨。挑选的老师，有的是现成的大队长，有的是记工分的师傅，有时候人手紧缺，就直接拉来一两个刚脱盲的毛孩凑数。不管怎么说，国家的政策是不能违抗的，虽然效果比较低端，但是该办的还得办。

    最积极的是各大学校的学生，年小、有干劲，像一台台兴奋而敏捷的播报机器。他们脑袋瓜碰在一起，就想出许多机灵古怪的点子。有人专门到乡镇里抄录花名册，把所有的人头仔仔细细地数清楚，一个“落后分子”也不能落下。有人是挨家挨户地围追堵截，不管你大爷大妈，也不管你三姑六婆，只要认字不上200个，全都“打”成文盲，让你免费享受扫盲“待遇”。

    “各校的学生动员起来，不管是几年级的学生都组织起来，分成好多扫盲学习小组。每一小组分管一片工人家属，小组长每天带领一队人马，组织矿区的工人家属们的学习进程。每个学生分片承包，分户分人一对一的家庭扫盲，凡不识字的不论男女老少都得学字，每个人必须学会200至300字，不但会认会写，而且懂得它的意义。”

    在当时的农村，读过书的妇女极少，男性也有很多是斗字不识的文盲。户口簿上的名字是村里的书记员帮填的，写封信要等那些学过些“增广贤文”的老先生代笔。村子里的茅厕亦是没刷“男”、“女”二字的，男厕瓦楞上搁了顶破草帽，女厕则绑了条报废的红头巾，如果没有标志，就遵循“男左女右”的古训。所以，上扫盲班的人心里大多是情愿的，虽有些惶恐，但更多的是欣跃。

    “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挺害怕，这辈子还没进过教室哪。我小腿直打晃，手不知往哪儿搁，缩在衣袖里嫌寒酸，放在裤袋里又太那个……脖子上像被猫扑过，一道一道的汗，有的地方冷，有的地方热。后来就放松了，因为比我年长的多得是，最老的都快奔八十了，一边读嘴唇还一边颤。上课的是个白面书生，个儿挺小，我们一笑他就跟着脸红。那先生人也好，说我们写字要用手‘握’笔，不要‘抓’。嗬，拿了大半辈子锄头了，认个生字还挺别扭……”

    这是邻居一位老大妈对当年扫盲的回忆，亲切得让人乐呵。那时候，扫盲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人少的就统一参加“夜校”，人多的就由各个生产队分头组织。有时候时间分配不过来，又要大搞生产，又得抓紧时间认字，大家就在瓜棚地头把塑料袋一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