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新证》让周汝昌暴得大名，还真引起了首都文化界领导的青目，要将这位青年才俊从外地调到北京。周汝昌是从北京出来的，在京城自然有一些故旧、朋友。北京的朋友不断来信，通报着有关的各种消息。

    在成都的周汝昌接到友人传来的“内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文学研究所本来准备调入，但不知因何受到阻碍，已经“内消”……其中的复杂内幕今天当然已经不可能完全搞清楚。

    忽然有一天，周汝昌收到了林庚教授的来信。林庚原是燕京大学的教师，现在则在北京大学任教，曾经是一位新诗人，后来是研究唐宋诗词卓有影响的古典文学专家。林庚在信中表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负责人聂绀弩有意邀请周汝昌来社任职，烦请林庚先写信商量。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社长是冯雪峰，分管古典部的社级领导是巴人，另外一位社级领导是楼适夷，主管鲁迅研究、外国文学翻译等编辑室。

    周汝昌接到这封信，内心颇为矛盾。一方面，对脱离高等院校更为纯粹的学术环境，到事务性更多的出版社工作，是有些犹豫和不太满意的；另一方面，这又是返回北京的一个机会。毕竟，首都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对还很年轻的周汝昌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权衡之下，就复信表示同意。同时，北京方面又来信提出，如果前来工作，可以将《〈红楼梦〉新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付给高稿酬。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实际上归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所以，向四川大学发出调周汝昌赴京的调令，是由中宣部发出的。这里面还有一种因缘，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因出版通行本《红楼梦》受了胡乔木批评，因此要重整旗鼓，这是急于调入周汝昌的一大动因。中宣部的调令是聂绀弩请胡乔木(1912-1992)批准发出的。四川大学的领导当然不愿意轻易放走人才，因此也传出消息：外文系即使不办了，到中文系还可以工作，只要不走，可以立即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原来当时全国早已掀起敌视美、英等西方国家，批判西方文化以和“西方帝国主义”划清界限的政治浪潮，学生都不再愿意学习英语了。

    周汝昌当然还是愿意回北京。中宣部的调令至再至三发到四川大学，四川大学的校长彭迪在校务会议上说：“再不放周汝昌，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得讲组织原则，放吧。”周汝昌离开四川大学前，当然少不了和各位朋友、同事话别，互道珍重。缪钺和梁仲华、赵卫邦、华忱之等人为周汝昌设筵送别，殷殷依依。后来缪钺又赋诗相赠，其中有两句是：“读书似水能寻脉，谈艺从今恐鲜欢。”

    刘浔生《我所知道的周汝昌老师》一文中也回忆到一些有趣的情况：

    又一个晚上，我去周老师家，看见许多老师在那里，有些人不是外文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