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历来标榜自己重视知识分子，在他的周围，确实聚集着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了他的智囊团。这既是他引以自豪之举，也令许多知识分子怀有“知恩图报”之念。从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蒋介石的智囊团却四分五裂，人心涣散，智囊人物一个个以自己选择的方式离开了他们追随的“领袖”。这并不是几个人的感情冲动所使，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心态，是他们对社会大势分析预测后作出的人生选择。属于蒋介石“智囊团”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归宿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王宠惠、梅贻琦、王世杰型；陈布雷、戴季陶型；胡适型；翁文灏型。第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追随国民党政权到台湾，继续从事思想文化及文教科技等方面的工作，直至去世。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得益于他们的贡献不少。他们的人生目标是明确的———与旧政权共存亡。然而，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变数太大，大多“智囊团”内的知识分子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对事业、对前途、对职业良心乃至对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期盼，从而做出不同的人生决断。第一种类型的心态比较单一，后三种类型相对复杂，以下做重点介绍和分析。

    陈布雷感激“殉道”，戴季陶悲观弃世

    陈布雷对国民党一直信心十足。他置身政治漩涡，却怀有文士心境，留恋书生生活，所以，抗战时期，在参赞蒋介石政府政事期间，尽量多地与各方知识分子沟通，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动员知识分子参与党国事务，改善政府声誉，提高政治效率，在参政之余，有时也能兼重学术。

    抗战胜利后，随着蒋介石独享胜利果实、消灭共产党、实现独裁日益迫切，陈布雷的地位逐渐显赫起来。他曾经说过：“他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不过是一个书记生罢了!”然而，现在他已迈到蒋介石政府的前台。他不仅是蒋介石的贴身幕僚的统领，还逐渐成为蒋介石政府新闻宣传的决策者和主管者，调动各种舆论工具，帮助蒋介石策划“戡乱”动员，压制各种破坏“戡乱”的言论，被誉为“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如愿以偿地登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陈布雷的政治生涯也达到了顶峰。他被任命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兼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负责筹划和组织国民党中枢的重要会议，主持蒋介石召开的“官邸会报”，直接参与国民党的军政大事。

    陈布雷生性淡泊，平时不喜钻营结党，排斥异己，对国民党政府中的腐败分子及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唯独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殚精竭虑，不停地为蒋介石撰写文稿。他的生命已逐渐融入了蒋介石的政治躯体之中，“对于党国，只作无条件之贡献，而毫无所求，对于总裁之一切，只有‘无微不至’四字足以当之，渠之思想与总裁不可分离(实已到‘以总裁之忧为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