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家庭、对孩子的爱是深沉的、内敛的。他很少用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但家人的事情他都装在心里。

    邓林说：“解放战争胜利后，从上海到四川，再到北京，爸爸千方百计为我寻医治病。我的病情比较复杂，特别是嘴里长了瘤子，开过刀，又长出新的瘤。爸爸下了大决心，费了许多周折，使我得到当时那种条件下最好的治疗。此后，我的身体虽然仍不能和我的同龄人相比，但我却能以基本正常的体魄面对生活，建立家庭，承担责任，作出成绩。”

    邓林说：“我爸爸还有一个习惯，给我们掖被角。他总怕我们的肩膀受寒，所以晚上我们睡了以后，他总要给我们掖掖被角。长期以来，这也就成了我们的习惯，怎么睡觉肩膀都不能露在外面，要盖得严严实实的。”

    5个孩子中3个大的，邓林、邓朴方、邓楠，邓小平都带得不多，因为他们都出生在战争年代。两个小的邓榕和邓质方从小就有了很大的“特权”，他们可以在父亲的办公桌底下钻来钻去，在地毯上翻跟斗、打滚、过家家，邓小平从来不嫌烦。

    同邓小平相比，卓琳对孩子们的爱是直白的、透明的。邓榕说：“我们给妈妈起个外号叫‘铁匠铺掌柜的’。她对你好，好的不得了，但一急起来也会打你。我们全挨过打，因为小时候我们有时太闹太调皮了。哥哥和邓楠经常‘打架’，哥哥总是招惹邓楠，邓楠就急忙惨叫，妈妈听见了，就过来一人给一巴掌，邓林在旁边也莫名其妙地被捎上一下。因为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孩子，妈妈就爱打扮我，把我弄得花技招展的，有时候在我的头上给弄个蝴蝶结，或者让奶奶给我做件衣服。我们也没什么好衣服，小时照片上衣服挺好看的吧？都是我奶奶手工做的。这一点，经常惹得邓楠不高兴，说妈妈偏心眼。其实，妈妈最信任的人是邓楠。有什么事都跟邓楠说。妈妈身体不好时就把钱交给我姐姐，让她管钱。每月伙食费多少、零用钱多少、开支多少，不够要向公家借多少、每月还多少，都是邓楠的事。”

    邓小平3个女儿的性格非常像卓琳，心直口快，在家说话都是大嗓门，无遮无挡，经常还喜欢开个小玩笑，说邓楠是家里的“总理大臣”，因为她从小就帮助卓琳管家；说邓朴方是“兵部尚书”，因为他专门喜欢舞刀弄枪；邓榕小的时候，谁见了都喜欢，大家就说她是“礼部尚书”。邓林在外面不当官，但是在家里官衔最多：“老干部”、“政协主席”兼“文化部长”。邓小平有时也加入，说：“跟赫鲁晓夫吵架，别的武器不用带了，带个邓楠就够了。”邓楠说：“都是因为爸爸耳朵不好，我才成了个大嗓门儿。”

    邓小平曾经说：“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邓林说：“我想，‘文化大革命’中令他最为痛心的是朴方。”

    1968年8月，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