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8月底，北平已经沦陷一个月了。

    身心疲惫的钱玄同困居旧京，在给老友周作人的信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世六世祖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该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而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

    写这封信的那一天，正是钱玄同五十岁的阴历生日，不过上帝赐予他的生命之钟却已进入倒计时。太史公曾说，人穷则返本。此时的钱玄同患高血压、血管硬化、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抱久病之躯的他南望故乡，环顾左右，不由得想起了先世和家族。在与故乡、祖先和家族的沟通中，钱玄同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寻找着心理的安宁与情感的慰藉。

    大半个世纪以来，钱玄同一直被当作是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标志性符号，是向传统作断裂式告别的代表人物。类似的给历史人物贴标签的方法，虽有一针见血的痛快，却也难免以偏概全的毛病。实际上，传统与现实从来不可能一刀两断，所有的告别者都正身在传统之中，而这正是历史的当事人踌躇，后来的观察者隔膜的地方。新文化诸子当中，钱玄同的家世最显。不过由于他当年的决绝姿态，使得家族这样的传统背景在他身上的印记，反倒最易让人忽视。

    钱家的兴起始于钱玄同的伯父钱振伦，他是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大学士翁心存的女婿、翁同稣的姐夫。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则是同治十年(1871年)的进士。同一科中名人众多，瞿鸿机、劳乃宣、张佩纶的名字在晚清都是掷地有声，后来因“科场案”落狱的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也出自同榜。不过，与其兄长类似，钱振常中进士后，十年京曹一直未得升迁。光绪八年(1882年)他辞官南归，先后辗转浙江、江苏的几个书院，以教书为业。学生之中，最有名的要算在绍兴龙门书院时的蔡元培。钱振常早年丧妻，南归后娶了一个侧室，谁想却老来得子。1887年钱玄同出生，这一年钱振常已六十二岁了。老来得子对于父亲来说或可以娱乐晚景，而对钱玄同来说他必须从父亲那里接受家族的两样礼物：一是并不怎么强健的身体；二是严格的家庭传统教育。

    人的身体既是健康和快乐的源泉，同时也是疾病与紧张的温床。受之父母的身体实际上对人的性情与发展影响颇大。钱玄同从小体弱，且不爱运动，经常生病。在日本留学时，长兄钱恂带领一家人郊游，裹着小脚的四十多岁的长嫂单士厘愉快地体验着登山的乐趣，二十岁的钱玄同却躺在旅馆的榻榻米上发寒热。他的长子钱秉雄后来回忆父亲说：

    他年轻时，晨起常用冷水低头冲颈部后端，常服西药“拍拉托”来治疗神经衰弱……他四十几岁走路就要用手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