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的同时，一场迎接国宝归来的工作也迅速展开。

    1949年11月1日，政务院的各委、部、会、院、署开始正式办公，文化部也于此日正式成立，由沈雁冰任部长，郑振铎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

    郑振铎主持国家文物局工作不久，即从各个方面获得消息：由于解放前夕，大陆收藏家所藏的古代书画、版本图籍及古钱币等，有很多流往香港，在香港市面上有大量的中国古代珍贵图书和文物正待出售，有不少属于国宝级的稀有文物。他同时还从各个渠道得到情报：香港的一些大古董商空前活跃，都在私下里窃窃“咬耳朵”，敲定各种珍品文物的售价，其开价之高令人瞠目，但货色却又谁都难以看得到，很明显，这是一批极有价值的中国国宝级文物。另外还有消息透露，眼前的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不少的外国机构、公私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的高度瞩目，他们携带着大批美元，聚集在香港，或穿梭于香港与外国之间，不断打探觊觎，随时准备将中国的这些国宝级文物，攫之而去。

    郑振铎听到这些消息后，忧心如焚。他当机立断，立即从自己主持的文物局里划拨出了一笔款子，委托并指示老友徐森玉的儿子和当时正在香港银行界工作的徐伯郊，在香港就近购买回一些重要的古籍等文物，能够抢救到多少算多少。但如此做了之后，郑振铎觉得还放不下心，并感到这远远不够：第一，他觉得这样的“零敲碎打”不是办法，必须要有一个通盘的组织和计划；第二，北京离香港的路途遥远，信息不够迅捷，而抢救国宝必须分秒必争、当机立断才行，必须在香港成立一个“收购小组”，以具体开展抢救工作；第三，如果光靠文物局的这点经费，是远不能满足抢救国宝的需要的，还必须要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行。郑振铎思之再三，遂马上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与磋商。

    郭沫若与沈雁冰听了郑振铎的报告后，他们对流失文物的命运也十分担忧，因而对郑振铎的想法亦深有同感。又经过反复讨论，1951年3月，文化部正式打出报告，呈交给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正式申请从国家总预备费中拨出专款，用于在香港抢救文物，并申请在香港成立“收购小组”。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接到这一报告后，立即同意拨出专款抢救国宝，并同意在香港迅速建立起一个“收购小组”，指示要“秘密进行这一工作”。周恩来还在报告上着重批示道：“必须是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要买古玩。”接着，周恩来还接见了郑振铎，同他进行了详谈，并亲自询问了“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人员组成情况，郑振铎一一作了汇报，征得了周恩来的批准。

    不久，国家文物局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正式成立。该小组的任务是：主持收购已散流到香港及海外的文物国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