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处迁至我家

    父亲退休后，专心于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商务印书馆决定在我家相近的极司非而路中振坊租赁两幢三层楼房屋，设立校史处。校史处有两位负责人：一为汪诒年(号颂阁，一作颂谷，系父亲同年汪康年之胞弟)，杭州人。另一位蒋仲茀，苏州人。校史处初创时，需要年轻的编校人员，父亲即致函壬辰同年唐文治(蔚芝)。蔚丈介绍本届无锡国学专修馆优秀毕业生王绍曾(20岁，江阴人)、赵荣长(21岁，江阴人)、钱钟夏(21岁，无锡人，钱基博之侄)来沪参加工作。

    校史处于1930年8月正式成立，全处共有十二三人。不料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全部毁灭。当时称为“一·二八”事变。2月，商务全公司宣布停业，校史处也不得不撤销。然而父亲不愿让编校全史的工作就此中止。经与商务当局磋商之后，决定将中振坊房屋退租，裁减人员。王、钱、赵三位辞退，每人发给三个月遣散费。校史处即迁至我们家中。我们腾出大会客厅。原在中振坊的校史处家具，如大书橱、办公桌椅以及装了箱的书籍、文件等都搬了过来，其他多余之物一律退还商务。从此，校史处的同仁在我家工作了五年八个月，到1937年11月2日结束。《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全部校勘，包括描润工作终于完成，并于1937年出齐。

    聚 餐 会

    “七·七”事变前后，父亲校印古籍之事大致进入了扫尾阶段。《百衲本二十四史》编校工作已基本结束。《四部丛刊·三编》出版之后，由于全面抗战爆发，四编的出版计划被迫搁置，因而日常生活倒反轻松了一些。

    北平沦陷，父亲关心胡适之先生的近况，即致函询问。不久得到复信，称“一家一校在此时都是小事，都跟着国家大局为转移。国家若能安全渡过此大难关，则家事校事都不成问题。若青山不在，何处更有柴烧？”这激励人心的警句，与父亲的思想完全吻合。年逾七十的老翁又如何能尽一己之力，这个问题久久盘旋在他的脑海之中。

    数日后，父亲约了几位友朋来座谈时事，讨论战局，交换各自所知所闻日寇暴行、我军民浴血抗敌的英雄气概，以及政府抗战的态度等等。所约友人仅六七人，如叶景葵、温宗尧(钦甫)、颜惠庆(骏人)、黄炎培(任之)等。家中略备点心招待。不久欲参加者人数渐增，乃决定找一合适的场所聚餐，选定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成都路口的浦东同乡会。参加者有文化界、实业界、外交界、金融界等社会各界名流，并规定轮流做东，每周聚会一次，必要时增加一次，即当时所谓孤岛双周聚餐会。

    父亲一向记日记。我保存1937年的“日记残本”记载，父亲8月31日“午赴浦东同乡会，应褚慧僧之招。新增王志莘、褚青来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