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风云

    按照中央关于召开庐山会议的通知，我和家英、乔木一起于6月29日下午乘中央办公厅准备的专列去武汉，然后乘船去九江，上庐山。

    同乘这一专列南下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他们各有一个公务车厢)以及中央若干部门的部长。上车后不久，乔木和家英要我向他们传达6月12日-13日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的讲话。乔木因病住院，家英去四川调查，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我向他们详细传达了颐年堂会议的情况。会议由毛主席主持，讨论和通过陈云同志关于1959年钢产指标定为1300万吨的情况。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我特别谈到，毛主席在会上对大跃进指标过高作了自我批评，他把1958年第一次抓工业打了败仗，比同于1927年秋收起义的头一仗打了败仗。毛主席强调现在要实事求是，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现在不要互相埋怨，而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学习搞经济建设。我还谈到，毛主席说，上庐山召开会议，大家平心静气来谈经验教训，要比上海会议(1959年3月-4月)和郑州会议(1958年11月)谈得好，互相交心。我特别谈到颐年堂会议上大家敞开思想，议论风生，思想活跃。

    在传达过程中，大家发些议论。主要是乔木讲大跃进破坏综合平衡，不赞成用“平衡是相对，不平衡是绝对”的观点来指导经济工作。他形象地说，如果火车车厢的四对轮子老是不平衡，火车就会出轨翻车。家英主要讲他不久前才从四川新繁县调查回来，1958年那里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很严重。

    家英详细介绍了他调查的那个大队两本账的情况。一本是应付上级的高产账，是假账；一本是实产账，只有大队少数干部才知道的。他还谈到罗世发(四川省的全国劳动模范)告诉他，那里没有按照上级布置的过分密植的规定插秧，结果丰收了；别的大队按上级的硬性规定插秧，结果歉收。瞎指挥实在害死人。家英再三表示担心，有些省的负责同志至今思想还不通，要同中央一致恐怕还得多做说服工作。

    可以说，颐年堂会议开始的敞开思想、议论风生的气氛为庐山会议前期的好兆头。但是，庐山会议后来演变为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竟是家英的政治创伤。

    庐山会议开始，毛主席就决定起草会议纪要，把大家总结的经验教训写成文件。因此，我们一方面也像所有会议参加者那样游山玩水，游览了白鹿洞、仙人洞、五老峰、龙潭、植物园……一方面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尤其是晚饭后议论起草会议纪要有关问题，即使在游山玩水，途中也离不开这些话题。记得有一次去白鹿洞游览，一路上对我国的法制问题议论激烈。家英和乔木都参加宪法的起草，对于我国至今只有一部基本法，其他为实施基本法所必需的法律差不多是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