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信

    我这一代人，写信的事要疏懒得多了。做编辑，每天要接到许多稿件和信函。稿件每篇要看，信件每封要回，一天的时间就觉得不敷使用了。特别是出差归来，案头堆积如山，这时，更觉得穷于应对，只好把有些信件暂时搁置，等着有时间再行处理。这一搁置，往往就遥遥无期了。有些朋友的信，因此不曾回复；有些想提些修改意见的稿件，到头来反没有及时退回；甚至收到了朋友的赠书，也常常忘记了致谢的复函。及至逢到扫除，清理案头旧信，才发现欠下的许多信债，已成“死账”，对作者、对读者、对朋友，都是无法弥补的遗憾。每到这时，才感到前辈先生们待人的真诚和处事的认真，单写信一事，便令人钦敬。

    赵景深先生和朱东润先生都是我的老师。在学校时，除了听课，请益无多，倒是毕业之后，每有问题写信求教，总能及时得到谆谆教诲。手头还留有赵先生的一封信函，信头上注明的时间是1982年5月10日。从信中说“七日来信收到”来看，是对我7日去函的回复。那时我在北京，寄信到上海，路上总要走两三天。先生的复函不是当天就是隔天回复的。我的去信问到《前后七国志演义》的问题，觉得前后两部风格迥异。先生的回答极为扼要，但对问题的症结解说得明明白白。他说，“前、后七国志是硬凑在一起的。前者是神怪小说，后者是历史小说；前者明人编，后者清人编。其实，元代全相平话《七国春秋后集》倒是与《前七国志》相连的。”信中还谈到了这部书的版本问题，并答应把他的藏书借给我。过了几天，先生答应惠借的书便也收到了。

    朱东润先生的信已经丢失了。只记得他也是在收到去信的当天便作了回复。那一阵儿，北京正在上演京剧《李清照》，是耿其昌、李维康夫妇主演的。由此又引发了我对李清照生平的兴趣，翻看了一些史料。我是比较相信李清照改嫁之说的。一个官宦人家的寡妇，虽然文采风流，却毫无谋生本领，生当乱世，颠沛流离，疾病纠缠，流言日至。在这种情形下，找一个依托，是情理中事。我更感兴趣的是，改嫁之后，李清照与后夫张汝舟的矛盾竟因着思想、信念、文化、性格的相异，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以致李清照不惜自己入狱，也要举报张汝舟私吞军饷的罪行。我以为这里面的戏剧矛盾，大有开掘的余地，可惜剧作者们不曾注意。但是，对于李清照举发张汝舟“妄增举数入官”的理解尚有犹疑，因此向曾写过《陆游传》，对宋朝史事深有研究的朱先生请教，是不是就如后世吃空额的行径？张汝舟的官职是监诸军审计司，那么，他吃的空额应当是军饷了。国难当头，犹贪污军饷以中饱私囊，使李清照的举报带有爱国主义的色彩。朱先生当天就回了信，肯定了“妄增举数入官”就是吃空额的行径。

    以这样快的速度回复一个已经离开学校十数年的学生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