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远在全国解放以前，我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听说过“南北二乔木”两位党内“大才子”的盛名。“南乔木”———乔冠华，1946年随周恩来同志在中共谈判代表团工作时，我曾经在上海思南路“周公馆”的记者招待会上，在陶行知先生猝然病逝的追悼仪式上，领略过他的丰采，其后又在香港出版的进步刊物上读过他署名“乔木”的文章。但是“北乔木”———胡乔木，则是全国解放初期我奉调到《人民日报》工作后，才有幸结识。虽然在那以前，早已学习过他的权威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也在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聆听过他所作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长篇报告了。

    建国后相当长时间，胡乔木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主管《人民日报》工作。1953年初我刚从上海调到报社，就从老编辑言谈话语中感到他在报社有很高的威信，一说起“乔木同志”，都有点奉若神明。老编辑们经常介绍乔木领导报纸工作的许多轶事。他并不只是抓原则，抓方向，而是具体细致，从社论选题、重要文章的修改，到版面安排、标题设计以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都常常过问，不允许有差错。1951年6月，他曾起草过一篇《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为语言文字问题发表社论，在《人民日报》以至整个中国新闻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因而轰动一时，影响深远。他曾到报社向全体人员作过《为办一张没有错误的党报而斗争》的报告，我虽没有赶上听报告，但不免战战兢兢，唯恐工作稍有不慎，在报纸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

    大约1954年上半年，有一个时期，乔木要求报社编委会指派一名编辑每天上午十时到他那里去介绍有关当天报纸情况，听取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回来在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传达。每人轮值两周，每天约一个小时。我是接王若水的班担负这一任务的。第一天去时，若水带我乘坐报社派的悬有特别通行证的专车，驶进中南海西门，直到乔木住所门前，穿过回廊，走入他的办公室。我有点忐忑不安。他让我们坐下，倒了两杯茶。若水介绍我的姓名，介绍是文艺部的。乔木问起我的籍贯，我说是江苏淮安。他随即说：“哦，你们那里九中(原江苏省立第九中学)在苏北很出名，你是九中学生吗?”我连忙回答全家1934年就离开淮安，我才十岁，没有来得及上九中。他又问我的经历，在哪里入的党，从何处调到报社来的。他的盐城口音同我们淮安话差不多。我一一回答，虽然仍有点拘谨，紧张的心情却渐渐消除。

    每天去乔木处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听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由于我在文艺部，对报纸其他版面的稿件情况(比如经济宣传、国际宣传)并不了解，无从向他汇报。例如有一天他问起一篇经济评论是否经过有关部门看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