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寂寂而终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1918年，《东方杂志》上刊登介绍辜鸿铭思想在西方反响的《中西文明之批判》一文，对辜鸿铭的“东方文化优越论”有肯定之意。带有保守意味的《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舆论策源地《新青年》杂志分庭抗礼，“五四”前期影响颇大。陈独秀率先发难，先对辜鸿铭进行定位———一个“君主论者”，然后就掀起了《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关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大争论，对保守论调狂轰滥炸，从此新文化运动气焰日上，狂飙突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面对新文化阵营的讥嘲，辜鸿铭两次在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发表题目为《反对中国文学革命》和《留学生与文学革命》的文章，言辞激烈，讥笑胡适以“音乐般美妙的声音”、粗庸鄙陋的“留学生英语”谈论所谓“活文学”和“重估一切价值”，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

    辜鸿铭的反击显然势单力孤，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对他一阵“炮轰”之后就掌握了话语权。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无理撤换法专、农专校长，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重赴欧洲。辜鸿铭与蔡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这可看作辜鸿铭在中国风云一生的落幕时刻。

    此时，国民革命方兴未艾，“旧派”人物日薄西山，还留着清朝辫子的辜鸿铭更是成了一个“完全过时”的可笑人物，倍遭时论的讽刺与奚落。

    但辜鸿铭自己却并不理会这些，1924年初的他已经67岁。他对大清朝的坚贞之心感动了废帝溥仪，终获召见，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中国传统的君主。他觉得亲临了一个王朝的最后一道荣光，并深感荣耀。

    据《辜鸿铭传》描述：在太监的带领下，他来到了紫禁城的养心殿，平日里的辩才、自负和倔犟烟消云散，进门即拜跪在地上，三跪九叩，口中说着：“臣辜鸿铭向皇上请安。”

    年方二十的溥仪微微颔首，道：“起来吧。”

    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与辜鸿铭进餐时发现，年迈体衰的辜鸿铭在溥仪面前敬畏得连话也说不出来。

    然而，1924年10月，冯玉祥“逼宫”，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在辜鸿铭的心中，帝国之灯终于熄灭。他深知自己已“不容于中国”，于是应日本大东学会邀请，到东京讲学。他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抵御外辱，其功不在明治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