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即使是在极平凡的生活中，作家一定要看见旁人能见到的东西，还要看见旁人看不见的东西。常常听到有人告诉我：“这个材料很好，你可以写一篇文章。”每当这种时候，我只能沉默。这个材料既然人人都说好，那一定是真的；可是这个材料还不能成为我的，要成为我的，那只有当我熟悉它，而且从其中发现了真理……

    ———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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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对许多中国作家来说，是集兴奋、喜悦、矛盾、痛苦于一体的岁月。他们对自己的创作历史，都曾经有过一番不无复杂意味的清算。

    1952年3月，在为自己的选集所做的序言中，公认的文学大师茅盾就有些痛心疾首意味地说，他“沉重而又痛快”地“搔着了自己的创伤”，“检查了自己的失败的经验”。他还非常坦诚地称，自己过去的作品，“实在只能算是历史的灰尘”。

    与茅盾一样，一向以真诚著称的老舍在1950年8月，发表了《〈老舍选集〉自序》。这篇“自序”简直就是一份深入灵魂的检讨书。即便如此，序中的检讨搞得对不对，老舍认为还很成问题。两年后的1952年，老舍对自己解放前的作品又进行了全方位的责难。他说：“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过的作品。那些作品的内容多半是个人的一些小感触，不痛不痒，可有可无。它们所反映的生活，乍看确是五花八门，细一看却无关宏旨。”

    在搔自己过去的创伤、挖自己创作思想的“脓疮”方面，较早且较有深度的，是剧作家曹禺。早在1950年10月，曹禺在丁玲主編的《文艺报》第3期，就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检讨自己过去的创作，“没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质，而贸然以所谓‘正义感当作自己的思想支柱，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的。一个作家的错误看法，为害之甚并不限于自己，而是蔓延到看过这个戏的千百次演出的观众。最痛心的就在于此。”

    从这样的思想高度出发，曹禺把自己的代表作贬得几乎一无是处。他认为，《雷雨》“悲天悯人的思想歪曲了真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为一个有落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一个很差的道理支持全剧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观点，它模糊了周朴园所代表的阶级的必然毁灭”。

    曹剧作家还用刚刚学会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解剖自己，他至为沉痛地指责自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跳不出自己阶级的圈子，剧中的鲁大海就是“穿上工人衣服的小资产阶级”，而《雷雨》呢？那不过是自己卖的一次“狗皮膏药”罢了。

    搞定了《雷雨》后，曹禺又挥戈直指自己的另一个名剧《日出》。他说，《日出》“既没有指出造成黑暗的主要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