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蟠

    我是1968年在“牛棚”里认识陈叔时先生的，尽管他调来湖南师范学院已经多年。刚来时他被安排在地理系当老师。1964年“四清”前不久地理系撤销，他才转到我们外语系来教英语。

    安全闯过“四清”这道关

    陈先生是从北京外交系统下放到我院的，同他一起下放的还有好几位，大多数都被安排在外语系教英语。同这些人相比，陈先生有两点显得特别突出：一是他的胞兄陈布雷大名鼎鼎，无人不知；二是他本人当过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官，再加上他年纪大、个子小，所以他一出现，人们往往指指点点，嘀嘀咕咕。

    议论归议论，但都是背着陈叔时进行的。主动同他接触的人却不多。在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里，谁愿意主动同有他这种政治背景的人接触呢？避之唯恐不及啊!所以我同他在一个系里工作了那么几年，却没有单独同他说过一句话!界线划得一清二楚。

    陈先生调来我院时，正好赶上过“苦日子”，因为他是归国侨胞，又是统战对象、高级知识分子，按规定享受某些优待，生活过得比我们一般老师好；每月多配给半斤油、五斤灰面、两条烟、三斤黄豆。最重要的是那几年大家忙于过苦日子，政治气候宽松一些，没搞什么运动，有时老师们还开开“神仙会”，发点牢骚。不过，我可没听说陈先生发过什么牢骚，至少没听到他说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

    三年苦日子一过，阶级斗争的弦绷起来了。我院成了湖南省高校“四清”的试点。单是工作队员就进来了一百多。“桃园经验”出来以后，我院的“四清”进入高潮，先是层层动员，“查敌情”、背靠背检举揭发，然后出大字报，干部“下楼”，“洗手洗澡”，再由大家“脱裤子”，像“打扫厕所”一样，把一切肮脏的思想统统交代出来，分析批判，最后是团结一致，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开火!结果当然战果辉煌，分清了阶级阵线，开除了一个“阶级敌人”，宽大处理了一个“坏分子”，把几个阶级敌人的“帽子”拿在群众手里，视其表现再行决定是否戴上，还有几个定为“内控对象”。当然，还有一批“推一推就可以成为阶级敌人，拉一拉也可以算成内部矛盾”的人，经过教育“挽救”过来了!这几种人加起来有十几个，好像陈叔时先生都不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