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鲁迅逝世于上海。

    鲁迅逝世后，以上海为中心，在全国掀起了悼念和纪念鲁迅的热潮，它有力地震撼和冲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大夜如磐”般的残暴统治和精神禁锢，也进一步宣传和传播了鲁迅生前所主张的革命和启蒙思想，由此，七十年前那一场悼念和纪念鲁迅的运动也就载入了中国革命史的史册中。

    七十年后，有关鲁迅殡丧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旧事开始被人们重新提起，而这在此前几乎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么，让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回顾一下发生在七十年前的鲁迅的殡丧——民国时期上海最庄重和盛大的一次殡丧仪式吧。

    一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病逝于大陆新村寓所。随后，潘汉年当即将噩耗发电报给时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当时，也正是全国以上海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趋于高涨之时，所以，参与筹备鲁迅治丧活动的冯雪峰(代表中共，但不公开出面)、宋庆龄(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沈钧儒(代表“救国会”)等拟通过鲁迅的丧仪发动一场向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性示威，进而把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中共秘密党员的胡愈之后来回忆说，当时冯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决定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公开出面组织，并嘱胡具体负责联系和组织(陈原先生也在《胡愈之》一书中提及胡生前曾回忆：鲁迅逝世后，“冯说由救国会出面办鲁迅的丧事比较合适——而胡愈老正是救国会的中坚分子”)，胡遂与上海“救国会”领导人共同商定：“鲁迅先生的葬仪以上海救国会联合会名义主办，并应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胡愈之《我的回忆》)。在国统区开展如此规模的公开活动，显然也是得到了当时苏区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当时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即于10月23日致电中共北方局的刘少奇：“鲁迅的死对于中国民族是巨大的损失，必须立即进行公开追悼鲁迅的动员，中央关于追悼鲁迅的三个文件今日起广播，请接收。”(见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这里所提到的“三个文件”，即张闻天起草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电》，这三个文件从10月28日起由“红色中华新闻社”全文广播，其中，电文中还通报了中共中央及苏维埃中央政府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提出对“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等的8项要求、苏区“在各地及红军部队举行追悼大会”等6项追悼办法等。

    鲁迅逝世之时，也正是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之时，将追悼鲁迅的活动与抗日救亡相联系并借而发扬民族精神、造成“一二#8226;九”学生运动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群众救亡运动以对国民党实施一定的政治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