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自隋一统天下起，就创造了一套不同于秦汉的选官制度，唐朝又把它予以了精细化。从隋之行科举制，中国就迎来了绵绵不绝的“文凭热”。至少今日之花钱买真文凭乃至于廉价买假文凭，比之历史不过小巫见大巫而已。何况早有明白人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发展而来的中国”呢!从科举制度正面讲，它为文官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基础，对社会公平又大有进步，考生少有身份限制：只要成绩到了，农民的儿子与大臣的儿子同样有当官的机会。但是，当官既然是一项非常有赚头儿的买卖，自然就会有人往科举里混，至于请托、假冒、打小抄就不奇怪了。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在《生员论》中痛述生员多滥之弊：天下生员之众，以300个县计，就有50万生员；生员质量很差，数十个里找不出一个文章作得好的，几千人中挑不出一个真有才干的。这些人混饭保家还可以，希望他们治理国家，无异于缘木求鱼!

    顾炎武对科举情绪大了，以至于在另一本著作《日知录》中，他说：“八股(科举文章写作格式)比秦焚书还厉害。”更有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先生批责科举时代为“无耻时代”。

    这些批评的话语多少过了头，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凡是想混个头绪出来的，十个有九个想往科举里挤。素以尊重臣下、精化科举而著称的大唐皇帝李世民，就因究问别人出身，闹出了不愉快。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场主流出身(科举)与非主流出身的巨大差别。

    某年，李世民在办完朝堂公务后与大臣闲聊，他问身居光禄大夫、太子左庶子的张玄素，说：“你在隋朝职务为何？”

    “当的是县尉。”张玄素回答说。

    李世民再问：“我说的是当县尉以前。”

    “未入流。”张玄素很不好意思，因为他在当县尉以前是刑部的小文员，即“刀笔小吏”。刀笔小吏一向受科举出身者所轻视。李世民有点不高兴：“你这人，我问就问了，想知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以一个‘未入流’回答，太含糊!”不管皇上多不高兴，张玄素就是不回答，就像小偷被拿了现场似的。

    谏议大夫褚遂良知道此事后，对李世民进行了批评：“大唐用人本来不拘一格，您究问人家出身，是不尊重臣下的表现。”皇上接受了批评，声称“下不为例”。

    为了求得科举进身，有些参加考试的人(买方)总要千方百计地在卖方那里找到代理人，以期实现智力出卖，与皇家达成交易。唐人科场故事多出，见于野史者很多。其中当算一个崔生(某人)最幸运。崔生连考了几次，都没被录取，心中不快，在家闲逛。其同宗崔蠡在家办丧事，他认为这是个机会。因为崔蠡是朝中高官，说不定有大用。他悄悄凑到崔蠡跟前，说：“您在位清廉，收入不多，而太夫人丧事开销肯定不小。作为同族晚辈，我给你300万钱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