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傅雷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曾被迫写出一份交代材料，这就是后来收入《傅雷全集》中的《傅雷自述》。全篇分为“略传”、“经济情况与健康情况”、“写作生活”、“社会活动”与“其他活动”五节(另有三节不刊)。在“写作生活”一段中，专门提到“抗战后为《文汇报》写过一篇星期评论，为笔会写过美术批评”。这里的“星期评论”，指发表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文汇报》上的时评《历史与现实》；而“美术批评”，其实只有《没有灾情的“灾情画”》一篇，评论当时在上海、南京等地展出的司徒乔灾情画画展。前一篇在全集、文集多有收录。后一篇则不大被人提及，在此多说两句。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文汇报》创办不久的“笔会”副刊刊发了一个关于司徒乔灾情画展的专版，文章作者有柯灵、唐弢、傅雷，及一组类似观众留言的短文。之前“笔会”还发过一篇张西曼的文章。都是为这个画展叫好捧场的。只有傅雷的文章，刊登在同一个版面上，却给人当头一棒的感觉。

    司徒乔是谁呢？画家，有“最早以画笔来反映劳苦群众现实生活的画家”之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爆发后，他曾到武汉在鲍罗廷办公室里当过文艺干部，画过许多鼓舞革命意志的宣传画。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成立小乔画室。

    一九四六年，司徒乔花了几个月时间到粤、湘、桂、鄂等五省区，对战后政治腐败、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中的人民生活现状，用绘画作了纪录。展览轰动一时。认为画中“充满了民间的疾苦”，是珂勒惠支、戈雅等艺术家精神在中国的体现，让大众正视到“牺牲在战祸与灾荒下的我们自己的同胞”。

    而傅雷的文章却怎么劈头说来呢？

    ……我们凡人，总不能因为一组毫无表情的脸庞上写着灾民二字，便承认他们是灾民。正如下关的打手，我们不承认是“苏北难民”一样。悲天悯人的宗教家，不能单凭慈悲而成为艺术家。纵使司徒先生的同情心大得无边，凭他那双手也是与描绘“寸寸山河，寸寸血泪”(司徒先生语)风马牛不相及。

    抛开灾情不谈，就算是普通的绘画罢，素描没有根底，色彩无法驾驭，没有构图，全无肖像画的技巧，不知运用光暗的对比；这样，绘画还剩些什么？

    一个倔强清高、决不因立场正确就放弃艺术标准、几乎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跃然字里行间。其中，当然也有郑振铎先生评价为他将一生为之受累的“赤子之心”：

    幼稚似乎便是进步的同义词。现实的苦恼，消尽了我们的幽默感。既非标语，亦非口号，既非散文，亦非打油诗，偏有人说它是诗。支离破灭，残章断句，Orchestration的基本条件都未具备，偏有人承认是什么Con-certo———在这种情形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