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比我的父亲章乃器年长四岁。“五四运动”前后父亲在北平郊外的北通州京兆农工银行当会计主任时，梁已经在北京大学哲学门(系)讲授印度哲学。由于从事的职业不同，虽同住古都，却无缘相识。与梁先生同龄的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图书馆，住在准岳丈杨怀中先生家里，经常开门迎送这位已成名的学者。

    父亲与梁漱老的相识，应该是在1939年11月重庆各在野党派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时期。但后来父亲因反对《日苏中立条约》而退出了救国会，也就没有参加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发起，而于1945年与黄炎培、胡厥文创立了民主建国会。梁漱老则一直参与民盟的工作，并一度担任秘书长，直到1946年底脱离民盟。

    1950年梁漱溟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父亲那时是政协的财经组组长，开始有机会共事。两人50年代先后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判，但一直共事到1963年父亲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为止。他们都是极有个性的人物，因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被视为“反动”甚至“顽固”的“反面教员”；但在个人交往上，似乎是“公谊”多于“私情”。从父亲的日记和回忆录中，我查到若干有关梁漱老的记载，特整理成文，作为对这两位民主先驱的纪念。

    一 西南土改，直抒己见

    1951年5月至8月，为了让党外人士了解土改，全国政协组成了西南土改工作团，父亲担任团长。当时梁先生主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父亲率团员梁漱溟、于学忠、尹赞勋、陆志韦、马彦祥、张国藩、林亨元、汤璪真、金善宝、周士观、林传光、黄艮庸、张光宇等二十余人，一同前往川东的合川县。梁先生与父亲朝夕相处，共同工作了三个多月。

    同去的人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从当时的安排来看，与其说是要他们去领导土改，不如说是去接受教育，因此在下乡之前，先后听取了中共高级领导安子文、张际春、邓小平、阎红彦等的动员报告，以及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合川县长武永嘉、书记傅茂如等各级地方干部的情况报告。土改的工作阶段日程，也是事先安排好了的。

    梁漱溟回忆说，我们这个团“实际并未参加土改工作队，而只是参观土改。大家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安排参加一些土地改革的会议和活动。我和随同我去的黄艮庸商量，既然来了，就要深入下去，不能只当参观者。我们提出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不久便下到这个县的云门乡，晚间住在镇上一家地主的住宅里，白天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至直接与农民谈话等，都参加了”。

    建国之初的民主人士们，确实希望努力跟上共产党的步伐，而面对革命成功后新国家“法治”与“人治”的歧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