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前的出版家/

    中国不但是世界上发明纸张最早的国家，印刷术也最先在中国使用。紧跟着这些伟大的发明的出现，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大大发展了。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事例之一的印刷出版业也在宋代就有了很大的发展。

    关于北宋的印刷出版业的材料，现在保存下来的不太多。(前几年上海发现了一册北宋刻的三十卷本《文选》的残卷，有杭州猫儿桥畔某书肆印行的牌记，足证在还不曾改为临安的杭州，书肆也是颇多的。)南宋就不然，我们有大量的实物，足以证明当时出版业的异常发达，在杭州、建阳，都有大量的书铺存在。

    福建建阳，地处闽北群山之中，造纸业很发达，又因为地方偏僻，不易遭到战火，所以这里的书铺有着悠久光荣的历史。特别著名的是麻沙版。在宋代，他们出版的方向与特点就已经确定下来了。他们是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出版的书，包括了大量的通俗用书，医、卜、星、相这一类的书，以及附插图的小说都大量的出版。即使是专为知识分子准备的书，也多注重实用，如文人要作诗，就编刻一些《万宝诗山》之类的类书，以备检阅；仕子要去考状元，就为他们准备了有如不久以前还可以看到的《投考指南》之类的书。就连正经正史，也一定要选刻内容丰富切于实用的，这种面向群众，不空谈版本的传统，是值得注意的。

    因为上面所说的地域环境的特点，使建阳的出版业一直发展到明朝，日益兴盛。在我国的出版史上是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的。

    建阳的书肆，最著名的是余家。如余氏勤有堂在元皇庆壬子(一三一二)刻了“杜诗”；岳飞的孙子岳珂，谈到出版物时，就大大称赞过建安余仁仲的出品。这是宋元两代余家的故实大概。

    到了明朝，建安余氏刻了大量的小说，最著名。这些小说，因为过去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货色，随看随丢，在国内几乎都成了罕见的珍本。而在日本倒被保留了很不少。二十年前孙楷第先生到日本去了一回，留下了一本记录。他特别对建阳余氏作了一番考察。现在根据他的论述，介绍一些大致的情况。

    明朝建阳姓余的所开的书铺，有三台馆和双峰堂。其实这两家是联号。老板兼编辑其实就是一个人。此人姓余名象斗，字仰止，又题余世腾字文台。(好像今天的作家，一个人有几个笔名。)他一个人编刻了很多的书。只小说一类就有《唐国志传》、《大宋中兴岳王传》、《南北两宋志传》、《东西两晋演义》、《英烈传》、《列国志传》、《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大宋中兴演义》、《三国志传》、《万锦情林》……

    能够大量地刻书，这自然是好事，但这里面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如余象斗为了招徕读者，就往往运用一些广告手段，借当时的名人，如李九我等出面选订；把别人的出版物拿来改头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