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夏公的交往———兼忆李一氓老

    如果不是王自立先生整理旧物检出这封夏公(夏衍)给我的信，旧时月色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幸亏这封信的重新出现，泛黄的纸页，真实的触感，具体的内容，使往昔的一切顿时清晰起来，也勾起我一系列温馨的记忆。

    这封信是夏公一九七八年二月廿四日对我同月二十日去信的答复，用钢笔批复在我去信的右侧：

    来信及记录稿今日收到，因内容记录有一些出入，同时我最近又查阅了一些资料，故要作若干修改，但今日起开“政协”，所以要三月初才能把记录稿寄回，乞谅。

    夏衍二，二四

    按当时的邮程，夏公的答复不可谓不及时。

    一九七七年七月廿九日，为注释鲁迅后期书信，我在北京北小街一座幽静的四合院里拜访了夏公，话题围绕一九三六年“左联”的解散和“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的发表而展开，我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夏公身边那只可爱的小黄猫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没想到这样功名显赫的革命前辈也喜爱小动物，也如此富有人情味。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夏公。

    半年以后，我所在的上海师大(现华东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计划编印一本研究鲁迅书信的参考资料，拟收入夏公的这次访谈记录，于是由访问者的我写信征求他老人家惠允，才有了夏公的上述答复。夏公的态度认真而慎重，经他修改定稿的《夏衍谈“左联”解散事及其他》一九七八年秋在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名义编印的《鲁迅研究资料》中刊出，可惜这本资料集是“内部发行”，流传不广。好在夏公对解散“左联”的看法后来在长篇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这篇简明的访谈录未能收入新出版的《夏衍全集》(二〇〇五年十二月浙江文艺出版社)，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遗漏了。

    从此我与夏公断断续续通起信来，夏公曾耐心解答了我对于《上海屋檐下》版本的询问，夏公也对我指出《懒寻旧梦录》最初发表时的个别疏漏表示了感谢，这些我已在夏公逝世后写的《我与夏公通信》(收入一九九八年八月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生命的记忆》)中作了记述，不必再赘言。

    一九八二年八月，潘汉年冤案正式平反。自立先生和我立即着手编选潘汉年文学作品集。我们认为潘汉年虽以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名，杰出的情报工作者名，但他早年的新文学生涯同样有声有色，多姿多采。虽然其局限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譬如王元化先生批评过的他当年大力提倡的“新流氓主义”。作为“创造社小伙计”，作为“左联”首任党团书记，潘汉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是“左翼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潘汉年文学作品集费时三载，即将编竣之时，我想到应请夏公作序。夏公是潘汉年的亲密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