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删节的自传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鲜有不做检讨的。后经“反胡风”、“反右”、“四清”、“文革”历次政治运动，检讨的范围愈来愈大，从知识分子扩大到了底层民众。检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得到了整个社会默认，成为一种很有成效、很有操作性的政治手段。检讨———政治运动中的检查交代和思想汇报———是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影响深广的一个现象。王任叔(巴人)写于50年代中期的《自传》，实质上也是当时“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份检讨书。

    1952年，王任叔从驻印尼大使任上回国，先在外交部工作，两年后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做冯雪峰的助手，后又任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其间他出版了风靡一时的《文学论稿》，发表了一些文艺杂感和评论，俨然一个党的文艺理论家。自传的写作当是在这个时候。当时的大气候还较宽松，自传对早期生涯和思想的记述，特别是重新入党和自我认识等内容还没有被扭曲到失真的地步，遗憾的只是对在“孤岛”时期在上海的记叙太过简约。但也只是记忆庞杂无暇面面俱到，并不是为了隐藏或者彰显什么。

    “我于一九〇一年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大堰村(现改名大堰乡)，乳名朝伦……”自传以这样一种平实的调子开头。自传年限，从1915年离乡求学前至1954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凡40年，作者在档案式地罗列了革命和文学活动的经历后，对自己的思想情况作了以下判断：一、还有些个人主义的东西；二、工作上努力，但急于求成，作风上的主观主义；三、机械搬用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四、温情主义；五、自重新入党后，政治立场坚定，但有时却又有甘于牺牲的思想，对政策的灵活性不够。结论是：“我还不够布尔什维克化，还是一个半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现在看到的《自传》是王任叔的儿子整理过的，整理者自谓对“其中凡不宜公开发表的内容都作了删节”。被删节的是人事的纠葛恩怨？还是什么耸人听闻的言论？不好妄猜。看得出作者写作时的态度是诚恳、坦荡的，跟那个年代从海外归来或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不需要努力往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作为一个国家级出版大社的主持者，他实质上的身份是国家意志在文化出版界的体现者，是现行意识形态的教导者，这一套话语方式对他来说并不隔阂。

    引一段这一时期王写给出版社一个下属的信，也是颇多的教导语气：

    ××同志，你是工人阶级出身，但怎样会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呢？社会给你的影响，书本给你的影响，都是原因。而在你的艰苦的生活中，没有及早接受党的斗争的教育也是原因。但那两种影响中不健康的因素，都在你的灵魂中生长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但你是个纯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