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抗日战争以前，自己还是在北平(京)师范大学附中作中学生的时候，就知道清华园里有位大名鼎鼎的吴宓先生，是号称“情圣”的。可惜当时自己太小，还无缘亲聆教诲，只有每逢假日和同学骑车去西山游玩的途中，遥遥望园兴叹。

    第一次瞻仰先生的风采，是1939年秋入西南联合大学作学生，在昆中南院的一间教室里听先生讲《欧洲文学史》。我不是外文系的学生，听文学史的课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有似北京观众们所说的“听蹭”。当时这类的自由旁听是校园内的一种风气；据说当年老北大有很多外面来听课的人，并非是正式学生，从远地来到沙滩租一间公寓住了下来，一听就是一年、两年。另一位陕西籍老师张奚若先生的两门课“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我也是在两年时间里从头到尾旁听了下来的。

    对吴先生的初次印象，倒不是先生讲授的内容，而是他那发音。他的英文发音实在不怎么好，夹杂着浓重的乡音；吴先生是哈佛大学出身，有名的哈佛标准英语，发音竟然如此，不免有点暗自惊异。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体会到，一个人的学识和他的发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吴先生的至友陈寅恪老师是当代学术界的泰斗，但连他那中文的发音，实在也是远不够标准的。学识好就是外语好，外语好就是口语好，口语好就是发音好；这一流俗的以言取人的偏见自昔已然，于今尤烈，却不知误尽了天下多少苍生。其实，吴先生是很重视学生的基本训练的。学生选课，他总是要学生先选语音学，把基础先打好。在课堂上，他也屡次指出我们中文基础不够，———我们一代人和吴先生一代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吴先生一代人是从旧学发蒙的，所以旧学根底都非常之好；我们一代人所受的已是新式教育，从小是文、史、地、数、理、化、音、体、劳一起都上，所以就没有老一辈那种深厚的旧学基础了。先生要我们从文字学入手，并特别推荐吴契宁的《实用文字学》一书，要我们认真阅读。对细微处，吴先生是很认真的。有一次他指责我们说：英国小说家Thack-eray不是Thackery，你们总是把语尾的-ray写成-ry。又一次，先生摇头感叹地说：林语堂写了一篇小说，名字叫《风声鹤泪》；大家都知道，淝水之战谢玄击破符坚，八公山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鹤还会流眼泪(The Tears of the Storks)？每次考试，先生必定有一道题目是要学生默写出自己所能背诵的最长的一篇诗文，并且往往还有一道题目是评论一部文学名著。大都意在强调学生的基本功。

    (二)

    1939年秋，同学们请吴先生在昆中北院作过一次公开讲演，先生选的题目是“我的人生观”。这是先生在昆明的几年中少数几次公开讲演之一(另有一或两次是讲《红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