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鸿儒梁启超(1873-1929年)、章太炎(1869-1936年)、胡适(1891-1962年)等人的师生情义，是很感人的。

    梁启超年轻时在万木草堂受业于康有为(1858-1927年)，从他那里接受了今文经学的启蒙教育，懂得了变法图存的改良主义的救国之道，康有为是影响他一生的恩师。梁启超曾回忆当年求学时的情景说：“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民国建立后，康有为仍然充当保皇派，图谋清室复辟，梁启超在政治上即与康有为分道扬镳。但是，当康有为逝世后，梁启超尽管在天津已经辗转病榻，还是扶病及时赶到北京，为康有为设祭，并在著作中高度评价康有为的学术成就。当然，他很注意实事求是，并无谀词。其实，早在康有为还健在时，梁启超即写道：“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真可谓知康有为者梁启超也。

    梁启超与自己弟子的情谊，同样是很深厚的。蔡锷(1882-1916年)是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担任主讲时的学生，梁启超说他在四十名学生中，“称高才生焉”。后来蔡锷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擢云南三十七协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与云南讲武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起义，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1913年，袁世凯(1858-1916年)将他调至北京，授将军，不久又委以经界局督办，但暗中却加以监视。袁世凯称帝的图谋日益公开化后，梁启超曾冒着很大风险，与蔡锷“密议倒袁”，后来精心策划蔡锷逃出北京，改名换姓，取道越南回云南。抵昆明的第二天，就出任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总司令；而梁启超则秘密去广西，说服陆荣廷起义，并自称总参谋。在反袁斗争中，梁启超、蔡锷师生，患难与共，舍生忘死。蔡锷病逝日本后，梁启超备感哀痛，著文纪念，并在著述中多次写到蔡锷。直到蔡锷逝世十周年时，仍亲自至北海公园参加纪念活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学家，成为近代第二代史学家中的中坚。如陈守实(1894-1974年)教授，即为他的高足之一。陈守实先生对梁启超十分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