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将永远记住———1926年3月18日下午，天色阴沉，寒气逼人，天上还飘过小雪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政府悍然下令开枪，共杀死和平请愿的学生、民众47人，伤200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当天的《国务院通电》说请愿学生、群众是“暴徒”，第二天的《临时执政令》进一步指控极少数著名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如徐谦、李大钊、易培基等)“啸聚群众”，“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

    “三一八”的阵阵枪声震撼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灵魂。枪响之后，鲁迅先生停止了手头的写作，愤然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4-9节)，发表于3月29日的《语丝》周刊第72期，给历史留下了一个衰亡民族良知不泯的声音：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污之曰‘暴徒’!”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鲁迅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这些文字毫不隐晦曲折，直截了当点名批评了段祺瑞政府，而且在惨剧发生后的第11天就在北京公开发表。

    3月25日，鲁迅写下《死地》，发表于3月3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

    3月26日，鲁迅写下《可惨与可笑》，发表于3月28日的《京报副刊》；

    4月1日，鲁迅写下了传世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发表在4月12日的《语丝》周刊第74期。这篇文章因为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而广为人知，我们永远都忘不了———“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以及“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忘不了“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时的“惊心动魄的伟大”，她们“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充分见证了中国女性的勇毅和临难的从容!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