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回到北京，叫做成了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专业作家一词，如果是英语profes-sional writer，应是指以写作为业，以稿费收入为生活来源的人，在中国，却是指不用上班也不用靠稿费收入就可以保障基本生活———领到月工资的人。当然受人羡慕。

    许多词变成中文以后，会发生质变，“专业作家”四字便是一例。

    当时北京文联诸公对浩然的事有点意见不一。管桦，杨沫，都对浩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员与司机也都喜欢浩，道理之一是浩对自己的年龄大四岁、没有上过什么学的发妻态度极好，这在中国是很重要的好人坏人分野的一个标志。浩然对农民业余写作者的态度也一直比较好，而对作家同行却多了些提防。爱体力劳动者而防脑力劳动者，这大概也算一种阶级感情，也是多年宣传教育引导的结果。另外有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一花独秀，尤其是浩当“文革”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此次会后老舍自杀了。那还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浩说他极力保护那些老作家，怕闹出人命关天的事。而一位老作家坚持说是浩说过打死没关系(按：我也认为此说比较离谱)。社会上有一些文学界同行，例如曲波，一提浩然就怒发冲冠，说是“文革”后的一次什么文艺集会，如果浩参加的话他就不参加。民心也有对浩然极不利的一面，一个红里透紫的人突然崩盘，它有一种大快人心之感。我没有你红，我没有你紫，我早就红眼而且犯酸了，现在竟然看到现世报，你小子垮啦，真是老天有眼呀。所有的，就是说各式各样的所谓成功者，都应该明白这个仇强仇富仇官仇比你“大”的人物的民心定则。

    浩然自己很郁闷，自称“像是一名输光了本钱的赌徒”。显然，他只有红里透紫的经验、根正苗红的自我感觉，却没有受挫的锻炼与任何自省的习惯。“归来”的我等(包括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以及后来的葛翠琳、杲向真等)，都对浩然抱着善意。我等已经受够了，不想看另一个作家品尝被封杀冻结的滋味。反正这一辈子本人是常被说成什么“心慈手软”，乃至假仁假义的，到时候硬是狠不起来。另外这些归来的写作人，还有这么点心绪，都是写小说(作品)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谁碍得着谁？你方向如何，我又能如何?就是说这些人有股子自扫门前雪的劲儿。说句笑话，你方向不好，更是凸显了我的“方向”比你强，除了文艺批评，我怎么会用非文学手段去纠正你的方向去？犯得着吗？而越是对个人的创作失去信心与灵感的人，越会百般计较文坛上的是是非非，从这些是非的斗争与竞争中寻找自己的存在的证明。

    那一段，浩然与我们关系都很好，为我二儿子毕业分配的事，浩然也帮过我的忙。

    有过一个命运也大致相近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