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旧物，偶尔发现了近30年前沈从文先生回复我的两封书信，信中的叙述方式非常平实，但都隐含着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有可能为一般读者所不能洞察。作为收信人，我有必要进行一番诠释，以期为文坛多少留存一点史料。

    第一封信写于1978年8月6日，当时我正参与编撰《鲁迅年谱》，想就上世纪20年代北京文坛的一些琐事求教于沈老。沈老很快就作了函复，但交的是一张“白卷”。复信全文是———

    漱渝同志：

    承问事，回答不出，近于新式“高考”，“不及格”是意中事。一个快到八十岁的人，头脑若还比较正常，除了对国家当前和明天深怀杞忧，是绝不会还能注意半世纪前这些琐琐小事的!不久前，另一单位充满同样好意，要我写个作品简目，还只能交白卷!想能见原。

    沈从文

    八月六日

    事隔四个月之后，为了打听尚未复出文坛的丁玲的下落，我又给沈老写了一封信。回信满满三页，但也几乎是张“白卷”。第二封复信全文是———

    漱渝先生：

    得赐信，谢谢厚意。我和丁玲多年来并没有直接通过信。她现在山西，是一个原在西南联大同学新从山西师范学院来京，见面时谈及的。附信中所询事情，由我转询，似乎不大合式[适]。因为有关“左联”事情，我毫无所知。除非早一时《北斗》创办，要我为找点“知名作家”的稿件，近于为打点掩护外，此后，即只她被捕后，曾为向南方熟人探听下落。后来知道软禁在南京山中以外师[狮]子桥附近，曾特别和家中人去看望过她一次。抗战前数月，她到北京时(或系去延安以前)，曾住在我家中一阵(此事我已早忘记，还是一个朋友相告的)。照习惯，我从来不询及她左联有关事情的。我以为你们想明确的事情，最好直接把信寄给她，或许反而容易得到结果。否则信由她的女儿蒋祖贻(按：应为蒋祖慧)转(似在北京歌舞[芭蕾]剧院作导演？)，也方便些。又前信中提及丁玲和刘白羽同志就“两个口号”有论争的问题，曾向主席请示，主席或有过什么指示。这类事更不是我宜询问的问题。如真有其事，刘白羽同志现住北京，你们直接去看看他，或写个信，也可得到解决。我近卅年来，主要生命都消耗在博物馆陈列室里，长年累月和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打交道。博物馆在午门楼上时，我实不折不扣在午门楼上作了整十年说明员。搞研究，不仅要明白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中所谓“优秀传统”如何可以“古为今用”，同时要和以万千计的产业工人、美术教师接触，要明白他们在生产教学上碰到什么问题，我必需如何努力来为想办法解决，完全用的是一个“后勤服务员”态度协助工作。至于文学方面，早已无任何“发言权”了。因此，凡涉及口号论争问题，我事实上是不大可能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