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3年，平平常常的一年。

    在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方殷。意大利法西斯业已倾覆，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谈。

    而在中国，这一年，旷日持久的抗战仍在相持。日人继续征伐，国人奋力抵抗，胜利似是遥遥无期。久已习惯了战争的人们，以战时非正常的一切为正常。于是，本不平常的诸多物事，也显得平常了。

    在这一年，素称繁盛的文化中心业已西移，文人墨客，各种媒体，院校机构，悉数转入内地。唯人气渐稀的“孤岛”上海，仿佛演绎着百年无已的“海上繁华梦”。而在与之遥遥相对的西部，则不然。国内最大的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已落户重庆，同在陪都的还有复旦大学；而在重庆以西的成都，则集中了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这是中国最好的两所教会大学。当然还有齐鲁大学。而首屈一指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则已南迁滇境。一流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已和南开大学合成了举世闻名的西南联大。在与昆明遥相对望的北中国，乃是红色的延安。在延安，为了应付最困难的处境，人们正在精兵简政、大开荒地。

    有心人当会发现，北大出来的毛泽东在北国的延安领袖群伦，南开出身的周恩来在重庆纵横捭阖，清华出身却算是周恩来老师的梅贻琦正在昆明主政联大。

    细心人还可能发现，在南方的昆明，那些联大人物正在学院中埋首于各自的事儿。冯友兰沉湎于他的“贞元六书”，沈从文仍旧过着乡下人的日子，闻一多时常叼着著名的大烟斗，朱自清在胃病中艰难度日。而在北国的延安，知识分子们在文艺座谈会之后开始了纵深的整风运动，整风、审干、抢救，一系列的运动正逐步重塑文化风貌，触及文化人的心魂。周扬所主掌的“鲁艺”被合并，丁玲与艾青、萧军等人过从甚密。在西部的重庆，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叶圣陶、冯乃超、邵荃麟、张恨水等，都在打拼着一方天地，文论界的要角胡风正在通过《七月》网罗青年，将其悉数收归麾下。而在三千里外的上海，郑振铎、傅雷、柯灵、李健吾、钱钟书、储安平正在蛰伏草莽，以俟来日，唯那位姓张名爱玲的小女子在和胡兰成演绎着“倾城之恋”。而远在北国的“边城”，苦雨斋主人却在悠然淡然地品鉴着他新添的那杯苦茶。

    于是，在1943年的狼烟弥漫中，一阕五重奏在神州东西南北徐徐开启……

    昆明：在乡下看云听雨

    1943年，昆明迎来了经年不见的寒春。

    昆明原本是个骚人遍布的地方。仅在西南联大的外文系，就有冯至、穆旦、卞之琳、杜运燮等第一流的诗人。哪怕仅有这些人，昆明就堪称文化重镇。但这时的昆明，写诗之人已少些了。冰心到重庆去了；林徽音忙着养病，养病之余考察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