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在《时代》的国际新闻部分，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还是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新闻，仍然占据着大量的篇幅。作为冲突最前沿的代表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中主管外交事务的汪精卫在1935年3月18日登上了《时代》封面。

    在《时代》这期名为《沉重的负担》的封面文章中这样写到汪精卫在1935年的变化：“同一个汪先生，在1932年时他说：‘日本也许能派来百万大军，可是他们会发现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中日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有直接谈判!’而现在，他又亲自与日本使节进行谈判，他在1935年说的话是：‘我们将尽力与日本一起缓和远东的经济紧张局面。’”

    这真是一个180度的转变。对于汪精卫的一生来说，1935年的确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拐点”。可是当我们站得远一些，把镜头拉开来看看汪精卫的一生时，就会发现他的一生有着更多令人瞠目的鲜明对比。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是孙中山先生的广东老乡。1901年18岁的他参加县试中秀才，21岁时又作为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当时的汪精卫挤杂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他万万没有想到30多年后，会以“国家元首”之尊乘专机访问日本，更没有想到他会客死在这片土地上。在日本，他认识了孙中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作为创始人之一在22岁时成为同盟会评议部部长。汪精卫在日本期间，一直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主要撰稿人，“精卫”二字最初就是他的笔名，源自《山海经》里精卫填海的故事，含有对革命锲而不舍之义。

    日本的几年时光为汪精卫积累了最初的政治资本。而早年汪精卫最大的一笔政治财富，还来自于1910年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的义举。1908年的冬天，革命形势也进入了“严冬时节”，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牺牲成仁。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为了回应保皇派势力的讥讽，同时也为了维护孙中山先生在党内的威信，年轻力盛、血气方刚的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汪精卫在行刺出发前写下了《致南洋同志书》，其中的一段话，“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在当时的革命军中，被流传为佳话。银锭桥上的炸弹最终没有爆炸，汪精卫的刺杀以失败而告终，被捕入狱。

    在那期《时代》上，也回忆了汪精卫当初的那段光辉往事：“皇家卫队逮捕了汪，把他押到载沣面前，载沣问他：‘你为什么想要我的命？’他机敏地回答：‘有很多原因。你要是同意，我可以把我的答案写出来。’清朝法庭已经衰败，大胆的汪并没有因为犯下谋杀摄政王的大罪而被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