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三上干校。三个地方：北京房山、河南叶县、北京昌平。三项内容：劳动、读书、挨批。劳动不很重；批，说的人，听的人都“疲”了；倒是读书很有意思。幸亏长期在干校，如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当编辑，怎么得了？

    同许多“五七干校”相比，人民日报社干校宽松得多。报社有个老记者，“文化大革命”前被调到一个领导机关工作，“文化大革命”后又回到报社。他在那个机关经历“文化大革命”，长期在干校“学习”。那是一个“先进”干校，首先校址选得好，位于江西一个血吸虫病最严重的地方，据说这有利于机关工作人员改造；劳动极重，为的是使知识分子“脱胎换骨”。至于读书，那是没有时间甚至禁止的。我的另一位老战友长期在报社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被调到一个文化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时组成一个全系统联合干校，学员排起队来，完全称得上当代中国文化名人大检阅。学校里劳动强度之高，控制监督之严，这位老友向我介绍时犹有余悸。

    报社干校管理相对宽松，首要原因我认为来自毛泽东1968年10月10日的一个批示：“人民日报三分之一的人下去劳动，三分之一的人下去作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人工作，这个办法是比较好的，要坚持下去。”在此之前，1968年9月，以陈伯达为首的驻人民日报工作组，在北京郊区房山县(今房山区)利用解放军一个农场办起人民日报干校，部分职工前往锻炼，多数旧当权派到干校接受审查、改造。干校内设“牛棚”，监督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最初管理也很严厉，有的学员(不是旧当权派)一旦被认为有其他严重问题，也不能乱说乱动。有人反映小菜太咸，有的炊事员立即再加一大把盐，说“叫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再提意见”!

    1968年秋收以前，报社的旧当权派分处两地接受审查，一在房山“五七干校”，一在报社“学习班”。秋收以后“学习班”并到干校。由于农活少了，干校主要任务转为审查干部。不久，“牛棚”解散，旧当权派和“革命群众”混合编班，据说这种方法便于教育旧当权派。

    旧当权派接受审查时，从人民日报“五七干校”的情况看，一种是大包大揽。干革命总会发生缺点错误，据我的体会，搞新闻工作出纰漏的机会更多。有个同志遇到“造反派”指出错误缺点，不管有无全都承认。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就答“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上纲到顶了，使“造反派”难以追问还有什么动机。这个同志经验丰富，知道最后还能核实，到时候再说。另一种是十分较真。你提出我的错误缺点，不只是主要事实，连分寸、情节都要分辨清楚。有时来来往往，经过几个回合，“造反派”十分恼火，幸喜没有发生打人现象。

    我是第三种，属于中间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