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本”古籍是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的古代历史文献。当时，王守稼、吴乾兑、许道勋、董进泉和本文作者参加了“大字本”的注释，参加注释工作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中文系的几位专家。这批大字本已于1993年5月以《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共86篇，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前后有三种版本形式，字体都比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后成为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正文、注文同)。这些文献都是毛泽东根据他当时关心和考虑的问题，通过专门途径布置校点注释的，不少篇目正文前有提要，也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写的(前期无提要的篇目则写在第一条注释中)，可以从一个侧面研究、探讨毛泽东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在特殊政治背景下健康情况不佳和心境不宁，他在晚年还选读了大批古典辞赋诗词，以寄托自己的感情。因此，也可从这些作品探寻他思想深处的感情世界。这批大字本当时印制的数量极少，多时不过20几份，一般只有5至7份。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研究这些古典文献，可以在深层次上探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心态和相关的许多问题。近十多年来发表的有关毛泽东晚年与“文革”的背景材料，为进行这种探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字本”是研究晚年毛泽东的直接或间接的第一手材料。虽然这些文献是人人都能查阅到的公开材料，但当它们和一位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伟大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动相联系时，其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就超出了它们的本来价值和原有意义，而具有重要文献的价值。

    前后近4年共86篇的大字本，按时期和内容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为历史传记借鉴期。这期间共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按时间顺序排列)等史书的23篇传记(1974年11月还布置注释过《后汉书》中的《李固传》和《黄琼传》，不在此阶段)。另有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两篇古典哲学文献。(2)1973年8月5日至1974年7月为“法家著作”注释期。这期间共选注了自先秦至近代的“法家著作”共26篇，包括了《商君书》、《韩非子》、《荀子》、晁错、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著作。(3)1974年5月10日至1975年6月14日为辞赋诗词阅读期。这期间共校点注释了包括庾信、谢庄、谢惠连、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张孝祥、陈亮、辛弃疾、张元干、蒋捷、萨都剌、洪皓、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共35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