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8年到1949年，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的著名知识分子数百人，在中共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分二十多批先后取道香港北上，从东北、华北上岸，最后到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

    1949年2月底在香港起程的这一批人数较多，集中了二十几位知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烟台上岸，经济南、沧州、天津抵达北平。这一批曾经同舟共济的人以后的命运也各不相同，非常典型。其中柳亚子、宋云彬、叶圣陶、徐铸成等都留下了北行日记，详细记下了他们舟车北行途中的经过，使我们在若干年后仍有可能了解他们一路上的心态、思绪，和对未来的向往与憧憬。

    二十多位名人同舟北上，胡绳夫人负责接待

    1949年2月27日夜，他们一行悄悄地登上了“华中轮”，柳亚子后来将一路上写的诗叫做《光明集 卷一(华中集)》。

    因为货轮按规定只能搭客12人，而此行共有27人，所以大半人须冒充船员身份，都改穿了中式短服，如叶圣陶、曹禺的身份是管舱员，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刘尊棋成了船员(他们四个都来自新闻界，被柳亚子叫做“四大金刚”)，大家改装之后无不“相视而笑”，因为“殊不相称”，有些“不伦不类”。宋云彬冒充庶务员，所以不用改装。张志让是副会计员，傅彬然、郑振铎是押货员，几个年长的老人(陈叔通74岁、马寅初68岁、张伯65岁、包达三66岁、柳亚子63岁)则装成是年迈的商人，女客都以搭客身份登船。中共香港地下党乔冠华、潘汉年等作了周密的安排，据柳亚子6月14日给儿子柳无忌一家的信中说：“因为我离港时，乔木管制得特别厉害，片纸只字不许带。”连他儿子的地址都没带出来。这个“乔木”是指乔冠华。即使带出来了也要交给专人妥善保管，3月1日叶圣陶日记提到：“缘上船之前，所有书籍、信件、字片、印章，凡足以表露其人本来身份者，皆自行李中取出，藏于秘处。设想之周，防备之密，至可佩服。然余之日记本若竟因此遗失，未免怅惜矣。”

    船上负责接待工作的是32岁的共产党人、胡绳的夫人吴全衡，她带着两个儿子同行。

    2月27日的宋云彬日记中说，他和傅彬然、刘尊棋、曹禺、赵超构刚下汽艇，就有两名警察过来盘问，拿着手电筒一再地照他的脸，他口衔烟斗徐徐吸之，故作镇定。警察指着他旁边的帆布袋问里面是什么，他说：你们可以检查。警察逐一检查完毕才离开。原因是警察看见他们服装不称，神色张皇，怀疑是走私或别有图谋者。叶圣陶、郑振铎、王芸生、徐铸成走在后面，看见警察下船，不敢下来，后来刘尊棋上岸去找他们。

    28日“华中轮”起锚前，香港海关人员在马寅初的手提箱里翻出一张照片，是他抗战前和朋友们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