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物，总是被外国人巧取豪夺，总是不断地流到国外，这种事在今日也时有报道，但鲜有听到某国的文物流入中国的事。但在历史上，我却知道有一个中国人，凭着一己之力，克勤克俭，把外国的珍贵文物带到中国。

    2005年10月，陈丹青在纪念徐悲鸿的一次演讲中，曾“顺便一提”地说道：“那时驻法公使自己花钱收藏欧洲油画。全中国如今唯一一批法国19世纪油画真迹包括库尔贝的画，就是那位军阀政府驻法公使亲自购买收藏的，现在有一部分还在美院。”

    这位公使就是我的祖父、中国油画之父徐悲鸿的好友———孙佩苍先生。

    祖父，一个模糊的影子

    我是1944年出生的，祖父那时已去世两年，我是他从未谋面的长孙。祖父曾是中华民国的参政员，尽管他并不是搞政治的人，但一个看似偶然的因素却把他推上了政坛。据说当时每省有两个参政员的名额，当时东北的一个名额，两派各持己见，各不相让，争来争去，最后达成妥协，把这个名额给一个社会名流。祖父是专攻世界美术史的教授，又当过位于里昂的“中法大学”的校长(国内当时也有一所“中法大学”)，最后因其知名度高而当上了这个参政员。

    没经历过后来那一特殊时期的人不会知道，海外关系是最令人恐惧的关系。为了不给子孙带来麻烦，无论奶奶还是父母，对此话题均是闭口不谈，讳莫如深。随着他们的相继去世，祖父人生中的很多事也成了永远的秘密，就连他的照片也在“文革”初期被全部销毁。

    记得我每次向父亲问起祖父的事时，父亲总是一言不发，母亲的态度正好相反，总是以罕见的耐心千叮万嘱地说：“你给我好好记着啊!你生下来时他早就死了，你又没和他见过面，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在填写社会关系时，千万别写什么爷爷……”这么郑重的教诲，我自然牢牢记在心头，不敢忘记。

    拾起记忆是在1980年代以后，关于祖父的情况，我最先看到蒋碧微的回忆录。里面记载了祖父的人生片段。这些在别人看来平平淡淡的记载，对我来说，竟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比如书中提到祖父请徐悲鸿到法兰克福的博物馆去临摹伦勃朗的名画《参孙与大莉拉》，在该书五十余万字的回忆中，是唯一一次用六百余字来描述一幅画的内容和作画的过程。书中所说的这幅画，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它就挂在祖母的客厅里，小时候去祖母家拜年，每次看到这张杀人流血的画我都很害怕，对这幅占据一面墙的大幅油画记忆犹深。

    之后，我遍访了我的家族尚在人间的诸多成员，又在互联网上看到数量让我吃惊的有关祖父的信息。郑振铎的回忆录中、台湾画家马白水的评述中，都有不少有关祖父生平的记载，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