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雷震先生坐满整整十年大牢，即将出狱，这时却遇到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台湾当局为阻止出狱后的雷震继续从事政治活动，要求出狱时须有“双重保人”予以担保，并出具誓书“绝不发生任何不利于政府之言论与行动，并不与不利于政府之人员往来”方可出狱。不仅如此，当局又通过台湾“警备总部”保安处处长吴彰炯通知雷震之妻、资深“监察委员”宋英：“雷先生出狱之后，不得和台湾人往来，不得接见新闻记者，亦不得和新闻记者谈话，尤其是外国新闻记者。因为雷先生一言一语，足以影响国家的前途。”雷震身为法学专家，深谙当时的法律条文，认为《监狱行刑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执行期满者应于刑期终了之次日午前释放”，并无其他附加条件，所以不愿做“违法”的“法外”之事。他甚至表示“宁愿不出狱”也不签署所谓的“誓书”，这一强硬态度让当局进退失据，同时也让雷震的亲人、老友们心急如焚。于是当局软硬兼施，强行没收了雷震十年来写下的四百多万字回忆录手稿，又怂恿雷震多位老友从中说项，逼雷震于被动和绝望中而就范。

    宋英及子女们来监劝说，不仅落泪，甚至下跪恳求。宋英连续给雷震写了几封长信，在信中不无焦虑地说：“我由你那边回来后，真是寝食难安，你的态度是那样的坚强，你的意见是那样的固执，我有什么办法与你交谈呢？……你还能活几年，何不获得自由后，再为国家效劳？……我不是说世上的事，什么是是非非、真真假假，都要盖棺才能定论吗？”这时雷震已是七十有四的老人，身体每况愈下。宋英作为妻子理所当然希望不要“节外生枝”，只要能够刑满按时出狱，对社会及孩子们都是一个交代。年过八十的老友王云五不顾体弱多病，风尘仆仆来到远离台北的新店军人监狱，好言相劝，同往的还有在“上海保卫战”中与雷震出生入死共患难的谷正纲以及在国民参政会、旧政协会议时期长期打过交道的青年党领袖陈启天等人。看到老友们“苦苦哀求”，并念及家人在这十年间所经受的煎熬与痛苦，雷震不得已含泪签下了这份“誓书”。

    然而，这件事远没有这样了结，雷震本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就像是有一块巨石始终压在心头。至1975年初春，又有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使雷震压抑多年的郁结终于如火山爆发。这一年4月5日，原《自由中国》社编委夏道平突然送来了一封王云五的“绝交信”，其语多有误会。王云五在信中说：“我兄爱国向不后人，即此献议之本意，系向当局秘密进言，并未发表，无论其内容是否正当，亦不离匹夫报国之意。至其后泄露于台独机构，则以弟之愚，窃认为万万不可宽恕……不仅对不起国家，亦对不起朋友，谨郑重劝告今后切勿再为类此之举动，以免为台独所利用，否则道不同请从此起，不惜与数十年之老友绝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