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逝，苍狗白云，转瞬间人事皆非。这原本是自然规律。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有多少孩子出生？有多少老人去世？生命之流不舍昼夜，幽冥之中汇聚了多少熟识的人？我已经数不清楚了。近年来，噩耗频频，只有拼命地工作才能勉强淡忘。然而，有些人是我无法淡忘的，也是不想淡忘的。记下来，为了真挚的纪念。

    勇敢的巴老

    巴老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灿烂的精神符号，他是正义与良知的代名词。

    最早知道他，却是在混沌的少年时代。社会混乱，家庭危机，个人迷惘，读书是唯一逃避的方式。在一本合订本的旧杂志中，看到了他的小说《团圆》。故事讲得实在动人，所有的人都善良而富于人情味，语言又平白如话。和那个时代话语暴力的噪音，完全不一样。不久看了电影《英雄儿女》，突然明白是根据《团圆》改编的，这使巴金这个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历史转机的七十年代末，他和所有的文化巨擘们一起，像活化石一样被重新发现。但是，他并不甘于当化石，他向人们的良知发问，也责问自己的良心，做着真诚的忏悔。这和感伤主义思潮中一片控诉的声音，也大不一样。我在读的大学，同学们纷纷传阅他的文章，《怀念萧珊》引起的感动是巨大的。情感的真挚比起《团圆》更加细腻，语言风格却一如既往，像是和亲友诉说衷肠。此后，他以暮年之躯奋力笔耕，《随想录》一本一本地出版，呼吁人们深刻反省“文革”的灾难，并且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引起海内外广泛的震动。这一切都使我对他的感触中，不仅是崇敬，更多的是亲切。

    一九八七年秋，“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金山召开。我作为工作人员先期到上海，住在上影厂的招待所。一个普通的傍晚，随了单位的同事一起去看望他。我的原则是无事不去打扰名人，这次破例是因为他实在不是一个普通的名人。浪得虚名的人很多，真正有建树有坚守的并不多。巴老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与腐败黑暗的社会斗争，向往世界的光明大同，并且开一代文风。他的创作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有曲折，有停顿，但是基本的精神并没有中断，对于人的关注是他贯穿一生的博大情怀。此外，从少年到成年的阅读，他留给我的印象，除了精神人格伟大的一面，还有他充满矛盾的普通人的一面，正是这一面让我对他产生信赖，毫无心理障碍地走向他。

    那是一个普通的夜晚，街灯暗淡，人影稀疏，有微风吹拂，月亮被高层建筑的灯火稀释，被薄云遮掩。走过几条街，停在一幢洋房前。同事按响门铃，等了一会儿，铁栅栏的大门从里面打开，我们走了进去。院子不大，种植着几株树木，昏暗中分辨不出树种。巴老的女儿小林迎出来，热情地把我们带进房门。进户的第一个房间里放着餐桌，上面摆着几只粗瓷的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