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65年2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我吃完晚饭独自在自家的小院里，就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不认识。来人穿着一件军大衣，胡子拉茬，领口上没有红领章，身后还站着个警卫员。警卫员身后停着辆“吉姆”汽车(官定的“部长级用车”)。

    “彭(他念成了“盆”)子冈同志，是住在这里？”

    见我没有异议，他不得同意便径直往里走。我不由得向后“让”了一步，同时给正在北屋的母亲递话：“妈，有客来了!”

    “哪位!”母亲一边说话一边拧亮北屋门口的灯，我瞥见母亲头上顶着一块干毛巾，想来她刚给煤球炉子擞了火———这是她冬天在家里的一贯扮相。

    “———稀客!”来人大步向前，霎时进入门灯的照耀区。

    母亲惊讶更兼喜悦的声音：“司令员!”

    ……我就是在这天一早，骑车刚把母亲写给王震的一封信，送到他在西城成方街的家中。没想到，他当天晚上就赶了来!

    母亲认识王震么？

    母亲和父亲早就认识他。当年———1938年，我父母在武汉刚入党，恰巧王震有事过武汉，他们见过面。解放初期，王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母亲则参加中央访问团来到新疆。返回后在报刊写过不少文章，王震在新疆看了很高兴，还专门写信表示感谢。1955年，王震奉调进北京，担任新组建的国家农垦部部长；1957年，我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此后虽在同一个北京，但从父母这边讲，已经自惭形秽了。

    母亲写信给王震，是说关于我的事儿。

    我1960年高中毕业，虽然功课很好，却只考上一个二流大学，觉得挺堵心。谁知这学校后来在高校调整计划中属于“下马”行列，为缩减学生人数，于是便挖空心思让我退学。父亲找过学校，问可是因为他和我母亲的“问题”牵连到我。回答否，只说我身体不好，中学时体育免修。还举了一个与我同班的女生为例———她也身体不好，同样得退学。无奈，我便悻悻退了，但那女生退后不久，又悄悄被学校“召”了回去，原因是她爸是个十四级“革干”。用今天的话语形容，那女生纯粹就是个“托儿”!

    我回家之后，反倒因此发奋起来。一方面，母亲立刻去找了张庚(中国戏曲学院的第一副院长)，请他准许我去那里旁听。母亲和张恰巧也是1938年在武汉认识的，张没二话，就同意了。另外，我因为不住校，业余时间颇多，所以又在传统文化上“全面开花”：从沈从文先生学文物，从陈半丁先生学书法，从聂绀弩先生学旧诗。此外，还从张友松先生学英文。

    虽然学了许多，却不能得到一份儿工作。戏曲学院按照国家规定，不负责对旁听生分配。而街道上能够分到的工作，我又看不上眼。这样，我就在“社会青年”的位置上停顿了三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