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傅斯年与陈独秀是道不甚同、交往不多的两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名人。时人曾说，傅斯年与陈独秀都是“急进的自由主义者”(程沧波《记傅孟真》)，但那是就思想倾向而言。从现实来看，傅斯年对共产主义向无好感，而陈独秀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前五届的书记、总书记。他们至少从1920年到1932年之间，分处于政治旋涡的两极，各自行事，无所交集。

    1920年以前，关于傅斯年与陈独秀交往的记载也很少。在北大，陈独秀是著名教授、文科学长，而傅斯年是国文门的著名学生。现在能够看到的，是《知堂回想录》中所载，说陈独秀初曾怀疑傅斯年是黄侃等北大旧派教授“派来做细作的”；而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新潮》杂志时，陈独秀爽快答应经费由校方负担，颇解傅等人囊中羞涩之尴尬，让学生们也略感意外。

    傅斯年最早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是《文学革新申义》，刊于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4卷1号。《新青年》从第4卷开始实行轮流主编制，但4卷1号正是陈独秀负责编辑的。以后，傅斯年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或由钱玄同，或由陶孟和编辑发表在《新青年》上，其所关心的问题，亦与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老师辈们相一致。

    戏剧性的场面出现在五四学生运动“火烧赵家楼”事件之后。傅斯年由于不满学生的过激行为而离开运动中的同学，随后由山东公派出洋；陈独秀则以大学教授身份在6月11日，替学生出头，散发传单，用行动支持学生，因此被捕。傅斯年由里而外，而陈独秀由外而里，恰代表了“五四”后新文化人士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两个不同的取向。

    以后，差不多有二十年时间，傅斯年与陈独秀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奋斗，少有接触。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11号寓所被公共租界捕房探员逮捕，消息一出，全国哗然。1933年2月5日，陈东晓在其编辑出版的《陈独秀评论》(北平东亚书局1933年版)一书“序言”中写道：“陈独秀的被捕，这乃是目前中国政治上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我们只要看在陈独秀初被捕以至移送法院的那几天，全国各地报纸无一不以陈独秀的标题而作社论，甚至一次再次，表示全国舆论对于陈独秀案的重视。尤其在青年界以至党人中，无论其最近的思想变化如何，他们在过去的时候大半都受过陈独秀的影响，因此，对于今日的陈独秀案也就加以特别的注意。”

    陈独秀既是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名人，也是政界的名人，他的被捕引起人们的热议也是势所必然，并不稀奇。这些议论中，主张将陈独秀处以极刑者自然是国民党中之少数极端保守派，而身处国民政府内外的陈独秀的朋友们则晓以大义，为陈说情，要求从宽处理，也可以想见。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第三种意见 ......